在日韩合并100周年前夕，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谈话：“正如‘3.1独立运动’等激烈抵抗所显示的那样，在政治、军事的背景下，当时的韩国人民被违背其意志的殖民统治夺走了国家和文化，民族的尊严被深深伤害。”对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莫大损害和痛苦”，再次表达“痛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表示在直面历史、真诚反省的基础上，构筑“未来志向”型的日韩关系。作为行动，承诺近期将殖民时代“流入”日本、现保存于日政府宫内厅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朝鲜王朝的珍贵历史文物等“移交”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热线电话中表态说：“（韩日）两国能够构筑更加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对日首相的道歉谈话表示欢迎。
战后日本政府表达对过去殖民统治正面道歉的“公式发言”始自1993年的细川护熙表态，其后有战后50周年之际的村山富市的“村山谈话”及60周年时小泉纯一郎的谈话。此番谈话，基本上是承袭了上述“法统”的“公式表态”，且道歉的规格略有提高：首次论及在日本历史上一向作为“反日独立运动”象征的“3.1独立运动”，并坦言殖民统治违背了韩国人民的意志，确令人耳目一新，应该说不失为一个高调的表态，值得评价。
菅直人谈话系民主党政权上台一年来首次在历史问题上公开表态。就左派出身的菅首相个人来说，此番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民主党本来就主张要“直面历史”问题，而菅又属于党内的左翼领袖，如此程度的表态按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现任日本首相代表政府对第三国的“公式表态”，本来就不是首相一人之事，甚至关涉首相个人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的程度也有限，事实上，是国内政治平衡的结果，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据日本媒体透露，照菅直人本人当初的想法，他甚至打算在赔偿问题上打出更加向前看的“政治方针”，结果被党内反对派“摁”了回去。即使是目前程度的表态，也遭遇了包括在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反对势力的阻击，保守派议员组织甚至发表声明，谴责菅直人为首的内阁“对国民和历史的重大背信”。这从侧面折射出围绕对韩、对亚外交，日本政坛的角力有多么炽烈。
客观地看，菅直人谈话虽然态度诚恳，话语高调，姿态很低，但并未逾越日方所掌握的“底线”。而这个“底线”，简单说就是道歉仅限于道义承担，不留法律余地，谨防旧话重提、“死灰复燃”的“后患”及相关连锁反应。譬如，因道歉而引发对《日韩基本条约》的舆论批判，质疑其合法性，乃至遭日军胁迫的前从军慰安妇等个人或集团诉讼“卷土重来”的事态是日本政府务必要加以规避的风险。
笔者注意到，关于此番首相谈话的中国国内报道，多有误读。譬如，中新社在8月10日援引韩联社消息的题为《日本首相发表讲话就殖民统治向韩国道歉》的报道中如此写道：“……对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朝鲜总督府运到日本，并由日本政府保存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来自朝鲜半岛的书籍，将遵从韩国国民的意愿，尽快‘返还’给韩国。”而检索日媒关于此事的所有报道、社论、评论会发现，无一家媒体使用“返还”的措辞，清一色是“移交”，应对高度一致。那么，这二者在语境上究竟有何区别呢？法律上，“返还”指A拥有所有权之物，由持有者B还给了A；而“移交”则无关所有权，单纯指物从B之手被转移至A之手。这不仅仅关系到此番准备“移交”的被称为《朝鲜王室仪轨》的历史文书的归属问题，以日本今天之国力，断不会在乎几件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宝”，日本较真的，是“理”——法律问题。按日方理解，包括上述历史文书在内的，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存于日本境内的原朝鲜王朝的历史文物（据粗略统计有6万余件），日方本无“移交”的义务，但基于韩方的愿望，为促进两国和解，权且“让渡”而已。
日方所固守的法理依据不是别的，而是1965年6月日韩双方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据此条约，日方“出血”5亿美元（其中无偿赔偿3亿，有偿经援2亿），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关于殖民时代的历史问题，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韩方）所谓“赔偿请求权”（即索赔的权利）问题已得到“完全、最终的解决”。必须承认，问题的解决是“依法（国际公法）办事”。但如此法律解决的背后，实际上是优先两国眼前的现实利益，忽视（甚至是无视）历史正义和道义原则的暧昧政治交易。
日韩邦交正常化交涉，历时14年，其间历经波折。六十年代中期，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亟待发展经济，以显示对北方的制度优越性，重建自身的合法性；日本则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前沿，从“贸易立国”的国策出发，需要政治上的盟友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美国正面临古巴导弹危机等吃紧课题，迫切希望日韩和解，成为其麾下一对和谐的“棋子”。于是，美方牵头，打出“合理”标的（最初的标的设定是韩方要求金额加日方承诺金额除以2），强力推动。其结果，被认为正常化交涉的三个实质性法律要件中，只有殖民统治期的受害赔偿问题达成优先妥协，日韩合并的合法（非法）性问题和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问题要么被“暧昧化”处理，要么被搁置。
以区区5亿美元的价码清算长达36年的血腥殖民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签约前后，韩国爆发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但对朴正熙政权来说，没有这笔屈辱的“赔偿金”，便不会有后来的“汉江奇迹”：此后十年，韩国经济翻了13番，从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
但毋庸讳言，在一种高度现实的政治解决程序的操作下，“程序错误”多多。其中，历史清算问题成了彻头彻尾的牺牲，加上竹岛主权纷争，成了制约日韩关系发展的隐患。回过头来看，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庇护下，深谙政治解决历史问题之三味，处处占尽先机，但同时也难买邻国的真正信任，从而坐下了东亚社会互不信任构造的主因。得焉失焉，其实难说。极而言之，即使退十二万步，有一天日本全面、妥善解决了日韩间全部的历史纠葛，问题也仅仅是解决了一半，离真正“摆平”还远。因为百年前的殖民统治，对象是彼时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权（李氏王朝）。所以，日本的麻烦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