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从大陆现场观察的角度，揭示在中共新闻体制之下生存求真的记者们的难处，他们饱受各个方面的牵制，自主作为，就要付出代价和牺牲。
媒体派记者异地採访，不同媒体之间交换稿件，实属平常。但凡有些规模的媒体，寄望於全国性的影响力，早已建立多个地方站点.大小媒体都是这种思路。记者站在各地除了招揽广告生意之外，也有责任及时报导新闻，拿独家新闻。即使在同一个传媒集团，日报、晚报、商报和都市报也在比谁首先抢到新闻。如今是网路时代，小地方的事情也可能成为影响全国的大事，譬如当初湖北的邓玉娇，如今的福州三网友被捕案。因是负面事件，对地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因而本地媒体要么不敢报导，即使报导也要遵从地方政府意愿，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害怕遭到全国批判的局面。
体制内记者被重重捆绑
电视、广播、报刊，若分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记者是否只能被捆绑在其所属区域内活动？重庆的记者可否报导浙江的案件？是否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的记者才有权力报导中国任何地方的新闻？各种千奇百怪的新闻纪律，甚至是类似“报导外地新闻必须转载新华社”的不成文的新闻命令，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新闻自由法》？记者报导的事件，一旦触犯地方政府甚至曝光个别官商的非法利益，是否就可以动用新闻纪律及《刑法》当中的“泄露机密罪”来处理？有权力判断该不该报导、如何报导的人，居然不是记者和传媒本身，而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毙稿，那么事件真相又何存呢？记者本应是民众、社会与国家之间紧密连接的纽带，如今被分成三六九等，一当上记者就意味着头上压着“五指山”，唯有在小范围内动弹，这跟“监视活动”有甚么区别？
我向来就对中国记者意见很大，他们的灵魂早已被紧紧束缚於各种政治命令和宣传教条之中，尽的力太少，但摆的架子倒很大。尽力少，是因为他们即使介入某些事件，也不过是点到为止，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事态进展，更不会持续推动。民众把记者视为“青天”、“无冕之王”，是高看了他们。仅就我亲身接触的记者而言，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如同关注自身命运一样去关注民众，许多人无非是走走过场，当时讲的与后来写的，太不对称，大大缩水。相对於王克勤、卢跃刚、王甘霖、李新德这样的敢言之士，太多记者要低下他们自以为高贵的头颅，深深忏悔。我看到了记者的“小”，也看到了那掩藏不住的谨慎与逃避，记者们一个个年纪轻轻，却有着不对劲的“老成”。在那眼睛和眼镜后面，是长期自我阉割、自我审查的漠然、犹豫和警惕。
记者无奈，自我审查心不自由
如今，我对记者更多了一丝同情。作为公民，只要有写作能力和调查的基本技巧，就可以成为公民记者，比被体制紧紧束缚的记者有着更自由的空间.无他，记者手中有一张记者证，那个证件代表着权力，后面站着报社团队，乃至政府。他们写的报导或者其他文章，不管够不够看、够不够胆，一旦通过审查，瞬间就有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读者。这给人一个错觉，公民不可以超越体制内记者。记者强於一般人的，无非是有个后台，而这样的后台，现在借用互联网，公民就可以实现.互联网早已打破了消息传播的区域侷限，所谓“异地监督”到了网上早已是常态.
由於没有明确的新闻禁区所在，记者们很难分清哪些可以报导、如何报导，这种无形的压力超过明确的压力，成为记者们心中越来越扩张的恐惧。每接一次报料，记者们就先自我评估一番，到了现场又自我约束一番，写稿时更是如履薄冰，稿件发表了还在心惊胆战。这是一群自己吓自己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还不如一个忍无可忍的农民有胆量。依我看，什么政治命令、宣传禁令、领导指示，都是外在的压力，真正戕害新闻自由与记者良心的，是自我审查的成千上万次心理暗示。心不自由，怎能有着心外的自由？有位记者友人就对我说：“银波，你要理解我们，我们都是戴着镣铐跳舞，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怎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比这更讽刺的是，区分来，区分去，很多记者的方向被搅乱了，居然不知道还剩下甚么题材允许被报导。不要说得罪市区级政府以及与他们有着合作关系的企业，就连一些普通的民事案件，记者们也渐渐冷若冰霜。当青年被车撞死，家属打了几十个报社和电视台电话，没有一个记者到现场；当工人联合罢工，工人们希望记者来採访并声援他们，也无一人前往。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善良的人们以为，记者出镜与警察出警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们高估了当今的记者。除非你在记者界有熟人，否则一般的报料，仅仅是报报而已，能耐心地接听你的电话就算不错了。我刚满二十岁那年，为上千名农民被拖欠工资而维权，也傻到连续打了三十三个电话到报社，没有一个记者来採访.客气的接线员会说：“我们要评估一下新闻价值。”一条人命，或者上千人的重大利益受损，竟不如那个冷酷的“新闻价值”重要，何其悲哀。
“豁出去”的悲情英雄
记者与作家虽然同样是文人，但方式不一。记者不能在报导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只能将倾向性深埋於报导之中。而且，记者被分配到各个针对性不同的组，有题材禁区、体裁限制、版面束缚，还得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既要反映事实真相，又要顾虑政治压力、商业广告以及社会动态.纵然有一万个顾虑，但最应该被顾虑的事实真相，是否就可以打折，乃至抹煞？王克勤有魄力採访有毒疫苗事件，报社有胆量报导出来，之后签发报导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是报导错了呢，还是政府施加压力，搞秋后算账？还有《南方都市报》被判刑的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他们当年的牢可以白坐吗？动不动就是“敏感”因素，有那么敏感吗？究竟是你觉得敏感，还是政府觉得敏感？敏感者总得有名有姓吧？到底是谁在恐惧记者说真话呢？
中国不缺乏有良心的记者和传媒大亨，但缺乏这种良心得以彰显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在大量的新闻报导中，我们不难看到“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新闻人，但在那一篇篇激励人心的报导之外，是人们忧心忡忡於记者的安全和传媒的生存。如此一来，中国传媒少见的正义，不是职业行为在推动，而是良心挣扎的结果。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以少数人“豁出去”的代价，来换取在新闻事业中的一点颜面。冒险者多是悲情人生，但他们是切切实实推动中国新闻自由的推手，没有这些人的“豁出去”，人民将永远生活在被蒙蔽的状态，耳聋眼瞎，如憨睡的猪，只管吃饱，不计其他。在短暂、狭窄的官商利益之外，更长久、更辽阔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叫做知情，叫做真相，叫做独立，叫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