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严重
世界银行公佈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控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相比之下，整体富裕程度远高於中国的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控了美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因家庭成员中包括了没有赚钱或无法赚钱的人口，故中国以低於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控了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
中国政府公佈和中国学者给出的一些经济数据佐证了具有广泛公信力的世界银行的该份报告。这些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达到三点三倍；行业之间的薪资差距也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薪资之间相差十五倍左右。另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群与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一九八八年的七点三倍上升到二○○七年的二十三倍。
另一方面，在中国同一企业内不同受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以国企为例：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十八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薪资相差更高达一百二十八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但国企职工薪资和薪资以外的收入总额却相当於全国职工薪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另有计算为百分之六十五），国企一般职工的平均薪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薪资的二至三倍。
以上这些经济数据说明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超越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搞“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贫富悬殊就已如此严重，“万大家族”已替代了昔日的“四大家族”，令人十分担忧.尤为讽刺的是：中国的现执政党是以“均贫富”起家、以打倒“四大家族”为号召的，目前也仍然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但在重视和照顾贫穷∕弱势群体方面的整体表现，却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工党政府。
贫富两极化的原因
一，邓小平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中国社会从“政治动物”向“经济动物”的迅速过渡和转变，但中国因一党长期执政造成的体制性不平等、相应的经济法规的先天性匮乏，以及邓小平着名的“猫论”──“不论过程，只求结果”的过於实用主义的路线，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再加上长期贫困的中国民众普遍急於致富的心态，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极端──片面强调少数人的“先富”，忽视了其他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卵翼下，所有参与经济竞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处於孙中山所提倡的站在同一“海拔”的“平脚的竞争”，以权力换取金钱、官倒、走歪门邪道、铤而走险、坑蒙拐骗等很快成为致富的普遍模式和活生生的样板，以致“改革开放”逾三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富豪，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循正常途径致富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曰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造成中国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的最大原因。
二，始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企改制”直接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时，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根本不与“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充分商量，就把原本属於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轻率地进行重组改制，最终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被迫下岗，沦为市场经济下的弃儿。而少数参与改制的掌权者藉“国企改制”之名乘机瓜分了原本属於全民所有的大量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跃升为红色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三，解散集体经济，大力扶持私有化；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成为一纸空文。二十多年来推行的企业“国退民进”化，使中国除了少数公务员、国企职工外，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在为大大小小的、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打工。这些劳动者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换来的却是相对低廉的薪水。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一个个千万、亿万私企富翁，劳动者自己却沦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就是对中国工人目前生存状况的最佳注脚.另外，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按资分配”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分配原则，劳动者的报酬被严重压低。不少地方还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私营企业，劳动者常常被分成三六九等，如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不同等级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被剥夺，形成对劳动者的进一步剥削。
四，现代社会为保障低收入∕弱势群体及其子女对衣食住行、就学和健康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建立了一套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以国家∕全民之力减小贫富差别的最有效方法。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前中国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过犹不及的市场化浪潮吞没.中国社科院的资料表明：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一般民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社会的“新三座大山”。
基尼系数接近危险“高压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与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据中新社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为零点二八，到二○○六年已攀升到零点四九六（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二○○六年年度调查报告》）。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零点二四到零点三六之间，美国为零点四，亚洲地区只有中国和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了零点四。基尼系数为零点四是收入与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越过了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就容易引起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或已超过）零点五这条“高压线”，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据中国学者测算，基尼值零点四九六已基本赶上了明末李闯王揭竿而起时的收入与分配程度。要不是如今的生产力大大高於明末，没有出现大批挨饿的饥民，早就有陈胜吴广们横空出世了。以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零部件？的罢工等事件为导火线，中国社会底层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和怨恨正在通过一连串的罢工事件向外宣泄、释放，它们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大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