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八十年代末，八九“六四”前夕，王元化先生、王若水先生在上海组织过一个新启蒙笔会，与会者大多是七十年代末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胡耀邦倒台以后受到整肃的人。这个笔会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但是，除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四期以书代刊的《新启蒙》以外，没有留下更多东西。许多与会者的文章，包括笔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出路》都没有来得及在《新启蒙》发表（后来发表在现已停刊的香港《潮流月刊》上）。“六四”一来，笔会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大罪状。
三十年代中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搞过一次“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这个提法，就是这次提出来的。限於篇幅，这里不再列论。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大体如此。它们大多有其名而无其实，不但没有把中国人从老的蒙昧中解放出来，有的还添了新的蒙昧。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是上去了，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据说很快会超过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二。然而，思想上的蒙昧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郭罗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不进行一场深入持久的新启蒙，中国人只能继续在前现代化状态下苦挣扎：有饭吃，无自由；有自己的头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首要目标应对准“反自由化”
世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绵延五百年，掀起过三次高潮，每次都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次是十四世纪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发端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人文主义的先河，人被提到与天使平起平坐的地位，人性被看得与神性一样神圣；第二次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创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确立了宪政民主的前阶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第三次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德国等国家，它高扬理性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开创了用头脑站立的时代，把启蒙运动推上了巅峰。
正是启蒙运动中相继出现、交相辉映、逐步发展的人文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大思潮，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彻底划清了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
与之相比，中国的启蒙运动，三大思潮都擦肩而过，一个都没有形成气候。现在这些任务压缩到一个平面上，提到了新启蒙面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启蒙，可谓任重道远，必须达成如下三个层次的目标：打破思想禁锢，推进民主主义；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达成了这三个目标，新启蒙就算完成历史任务。
在三个层次的目标中，郭罗基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打破思想禁锢.他说：“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思想僵化。思想禁锢是外在的，强加於人的；思想僵化是内在的，自愿就范的。外在的思想禁锢，长期作用，逐渐内化，才形成思想僵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破思想禁锢，才能解思想僵化。”
当下的思想禁锢是什么呢？是恶名昭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传统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现代版。郭罗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传统精神，一九五○年代以后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凝聚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郭罗基先生从这里破题，非常正确.不打破思想禁锢，新启蒙难以起步。
郭罗基先生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追溯了它的“不光彩的来历”，揭露了它“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的实质，提出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的针锋相对的口号。针对“反自由化”者把自由当作资产阶级专利，他强调指出：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不是阶级性。把自由和自由化都奉送给资产阶级，目的不过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不自由、不民主作辩护.“反自由化”者往往打着马克思的旗号。郭罗基先生作为一个？熟的马克思学者，挥手之间就击破了他们的伎俩.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类历史就是自觉地追求自由的历史。马克思又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自由的反对者只反对别人的自由，不反对自己的自由。自由“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以后，他笔锋一转，矛头直指“反自由化”的掌门人：“邓小平是不读马克思的书的，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是怎么违反的。他反对自由和自由化，不过是为自己佔有作为『特权』的自由和自由化，反对人民享有作为『普遍权利』的自由和自由化。”真是一针见血！邓小平那样蛮横地反对自由化，目的就是要把自由作为“特权”垄断起来，以便为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保驾护航”。只有批倒“反自由化”，才能彻底打破思想禁锢，为民主主义开闢道路。
新启蒙第二个层次的任务
新启蒙的第二个层次的任务，是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郭罗基先生说，思想禁锢是外在的控制，思想僵化是自愿就范。前者是不许你“运用自己的理智”，后者是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思想僵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做事想问题，唯恐“触犯天条”，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它自己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是，规定十三亿中国人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没有道理。一个政党怎么可以规定一个国家的人都要信奉一种理论？久而久之，这个规定使人形成一种惯性：未经马克思主义指导，便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陷入了蒙昧状态.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本身怎么样，问题在於这个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僵化，根子就在这个规定。这个规定毫无道理。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一种学识，十三亿中国人不可能都懂。要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上只能接受手里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人的指导，这无异於授权这些人操纵全国人民的思想。这是思想垄断，非常荒谬。其次，马克思主义不能包医百病。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穷尽人类的认识能力。马克思去世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难道中国人不可以从最新的科学成果中找到一些能够作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而只能固守他一个多世纪前的“教导”？再说了，就算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绝对真理，接受不接受，不也得由人们自己选择吗？
更重要的是，手里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人，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往往前后矛盾，互相打架。例如，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同於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是，毛泽东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你能说他们的主张都合乎马克思主义？怎么可以强迫十三亿人（就是一百三十万甚至更少的人，也一样）永远接受一个除了名称不变、其他都捉摸不定的思想的“指导”呢？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下，名称也在不断改变，花样翻新，否则何来“马、列、毛、邓、三、科”？可以肯定，随着中共领导的换届，一定还会变出新花样来。
规定全国人民只能按照一种模式进行思考，这和中世纪时候任何思想都必须符合於教会的学识一样，是十足的蒙昧主义.蒙昧主义是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贯彻，说简单一点，就是思想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破除蒙昧主义，理性主义永无出头之日。
新启蒙第三个层次的目标
新启蒙的第三个层次的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不许人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是蔑视人，不把人当人。启蒙运动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郭罗基先生在谈到七十年代末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时指出，“这场运动的主题没有抓住根本”。什么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解放运动是解放人的思想，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他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开闢一个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觉醒；反对奴役，破除迷信，摆脱愚昧，追求人的价值，推崇人格独立，讚美个人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引导人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向光明的新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以光明驱逐黑暗，以理性取代蒙昧，所以，也可以叫做『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根本就是对人的蔑视、糟蹋、残害；颠倒是非和错乱是非标准，不过是残害人的手段。真理标准讨论只是针对手段。走出『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启蒙，应当高扬尊重人、爱护人的旗帜。”郭罗基先生这一论述，在尖锐的对比中，把启蒙运动的真正的主题，讲得清清楚楚。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人从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可以看作启蒙运动最深层次的概念。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以人为本”。这个口号通俗地表达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这个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成为解放思想的旗帜。为什么？郭罗基先生指出：“因为没有指明，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是什么？贯彻『以人为本』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是什么？”邓小平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一句话泄露天机.这也就是说，国比人重要，国（实际即党）的利益高於人的利益。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这是新启蒙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不把这个对立面搞清楚，不打破“以国为本”的思想禁锢，“以人为本”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落不到实处，所谓人文主义，也只能说说而已。
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破思想禁锢；勇於运用自己的理智，化解思想僵化；反对“以国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或者说，打破思想禁锢，发展民主主义；化解思想僵化，弘扬理性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这就是《新启蒙》一书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提出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新启蒙的纲领.中国的新启蒙一旦达成上述三个层次的目标，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