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大理回到广州白云机场的第一感觉是扑面而来的热浪，就像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机场一下地的那种感觉：空气在燃烧，没有人可以装着感受不到炎热中的灼人意味。这时才想到，大理的那种清凉甚至有时会突然转得有点寒冷的天气其实是中国的另类气候。南方火炉，北京火炉，东北是洪水，在水火之间是空调与冲锋舟。
在近日阅读的几本政治社会学著作中，似乎也蒸腾着灼热的空气，使人无法安静地端坐在书斋里。去年写过一点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7月）的读后感，很感兴趣的是蒂利把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问题与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催生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是对国家转型中社会运动的力量的叙述与历史性总结，他在该书前言里说：“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make collective claims）？”通过对十七世纪以降社会运动的历史性考察，他得出“社会运动”是一个独特的大众政治概念的结论，其形成源自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一是运动，即“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二是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即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等方式的随机组合；三是参与者的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WUNC：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第4-5页）。他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到了20世纪末，社会运动已作为一种大众政治工具，在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中日益得以广泛运用，……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政府当局和警察之间演绎而成的运动套路，极大地减少了诉求伸张过程中的暴力行径。”（第130页）经过反复论证，蒂利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当威权主义政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时，社会运动亦随之衰颓。”（第168页）换言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相互促进。全书结尾的一段话是对这种关系的精练概括：“社会运动的广泛运用，既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对民主功能的不断促进。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第209页）
有社会运动，就会有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分；尤其是在落后地区，暴力手段的诱惑更为突出。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2月）对集体暴力的产生根源及其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其最后的结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并引申出另一个更重要的话题：“让结论再重述一下本书的主题：在论争政治中，集体暴力处于危险但是一贯的地位。它出现在集体诉求与权力斗争的潮涨潮落之中。它不停地与非暴力政治交织在一起，它随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同一些原因——存在于集体政治生活中的非暴力区域……在暴力时代，非暴力政治斗争的倡导者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第220页）非暴力斗争的政治运动，这是更具有二十一世纪色彩的运动形式，也更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
美国学者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合著的A Force More Powerful ： 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有两个不同的译本，一个是《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陈信宏译，台北究竟出版社，2003年），另一个是刘荻等人译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光从中文来比较，后者似乎更流畅些，但是再深入比较一些段落，则发现陈译本有些文字表述更精准和简练。比如这一段：“在这两次事件之间，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陈译）刘译作：“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在这里，“权力”与“力量”的差异显然易见，而刘译的“演化……导向…”与“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相比显得有点啰嗦，我估计是因为死扣原文的缘故。由于我手头上只有刘译本的上册，因而主要依据陈译本谈一点读后感受。
该书主要研究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非暴力抗争的历史，指出了非暴力行动的历史性功绩在于：“其对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暴君覆亡、政府垮台、占领军遭到抵挡。压制人权的政治体系亦遭粉碎。人民以非暴力抵抗方式破坏对手掌控情势发展能力的同时，社会也因而瞬间或逐渐地改变。”（第2页）
在“引言”部分作者列举了一系列二十世纪历史上著名的、最终获得成功的非暴力抗争事件：1905年一位东正教神父说服俄罗斯工人走上首都的街道，拉开了二十世纪第一场对独裁政权公开挑战的帷幕；1930至1931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丹麦人民于二次大战遭德军占领期间，曾于1944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瘫痪，迫使德军解除宵禁及封锁措施；美国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诲，领导非裔美国人以游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抵制运动发起人、工会以及宗教领袖共同携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迫使政府释放曼德拉并促成了建构未来民主自由的谈判；柏林围墙倒塌后，数千名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温彻拉斯广场呼喊口号：“我们手无寸铁……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随后作者对非暴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要发起并维持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群众运动，公民社会的强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巩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结论；同时指出，“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其精心策划的成分远高于其偶发部分，技术性也远高于戏剧性。……非暴力运动的重点在于让政府无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均见第4页）整本书的架构已于此可见，第一至三部是历史上的事例，第四部是理性的思考与总结。我相信不仅在政治社会学中，而且在二十世纪史研究中，暴力与非暴力将会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就像这异常酷热的天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