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交往增多，在美国常常可以接触到中共干部，他们不少是留美学生的家长.几个星期前，我在本地的一次中国人聚会中，遇到了一对来探望子女的夫妇，他们是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个地级市的干部，刚满六十岁.我们进行了很直率的对话。
我问：“你们都买了私家汽车吗？”
妻子答：“我们这一级干部，不用自己买，车是政府配备的，司机也是专门配备的，随喊随到，上哪儿都可以。国内的情况太好了，所以我让我女儿女婿回国，何必在美国受洋罪。”
问：“你们地方的计划生育搞得如何？”
丈夫答：“我们市是发达地区，全区人口四百五十万，近年人口开始递减，每年减少一两万人。但是西部落后地区人口仍然继续增长.”
问：“你们认为人口减少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是好事，农村不愿意多生已经成风，小学学生不够，开始合并了。”
问：“像你们这样有专配汽车的干部有多少？”
答：“市一级一百几十个吧，县一级数量也不少。”
问：“群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答：“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市中心广场，有六盏大灯，每天晚上就有几十张桌子的群众聚集在灯下打扑克，打麻将，那真是一派国泰民安、夜不闭户的景象，我见了就很激动。”
问：“群众的基本收入有保证吗？”
答：“没有工作的就吃低保，每人每月大约六百元，群众的要求不高。”
问：“政府财政支出这么大，来源在哪里？”
答：“经济发展了，税收也增加了，土地收入是一大块.”
问：“这样看来国内的老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产生新问题又怎么办？”
答：“中国的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党中央有一个智囊团，他们把问题想得非常周到，制定的办法一桿子通到底，我们照着办就行了，不用自己动脑子，责任也很少，这个制度实在太好了。”
问：“中央的办法好，但是下面的干部出问题怎么办？”
答：“贪污腐败是最大的问题，那些三四十岁的，胆子太大了，连死都不怕了，但是连省一级的老干部也出问题，老百姓说把坐车的全杀了，可能会杀多了，杀一半可能就杀少了，大概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也知道，所以不断强调亡党亡国的可能性。”
问：“你认为党中央会不会考虑实行多党制，靠党外监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央没有这个考虑，腐败的问题还是要在党内解决.”
问：“那么，党内有没有可能实行民主选举呢？”
答：“基层党支部是有可能的，区县一级目前还不会，最多是在上级党委决定人选的基础上，增添个别基层产生的候选人，究竟怎么搞差额选举？我们这一级的干部管不了。但是，区县一级政权是根本，中央是不可能松手的。”
共产党做官“不用动脑子”
虽然“国泰民安”和“亡党亡国”自相矛盾，但是他们说话坦率，我听出他们是来自农村，原来都是根正苗红的基层干部，今天能够当到局级干部（实际是处级），在家乡非常风光。他们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学校关门的时代，文化程度自然无从谈起，因此肤浅和炫耀的习气就溢於言表了。
我本人认识不少中共十三、十四、十五级干部的长辈邻里，他们大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参加中共革命，谢荣伯伯原来是出生入死的新四军军事干部，杨石平伯伯是太湖游击队的政治干部，他们忠诚於共产党，但不以“不动脑子”为荣，不炫耀老革命资格，更不追求生活的待遇。
杨伯伯从“困难时期”开始就批评共产党，谢伯伯在“文革”以后对毛泽东深恶痛绝.杨伯伯是一个知识分子，文章写得极好；谢伯伯是工农分子，晚年成了一个书法家。他们两家没有很多的往来，但都是平等待我父母和姐弟的朋友。两家的子女与我们情同手足，他们有的正在步入弱势群体.
这两代共产党“处级干部”，老一代为共产革命流血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但是保持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新一代“空手套白狼”，到手了“房子、车子、票子……”，子女还成了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没有责任，对美国也抱着蔑视的态度。然而，最令我震惊的还是他们说做官“不用动脑子”，我想哪天共产党倒下去，怕是没有人会“动脑子”去扶它了。
二○一○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