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这两年来，随着左派思潮的崛起和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力的上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便在经济政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政策话语遽然失声，在左派思想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在今年3月“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期间，当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政策争论与较量公开化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堪一击。
　　　　因此，很多人对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否会进行下去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尽管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两会”结束时，分别表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但可以确定地说，现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必须得到修正和纠正。
　　　　经济自由主义的退缩和萎缩，表明自由主义既不能回答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更无能解决这些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改革政策话语的主体。从1980年代经济分权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随后的全球化，都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大背景。
　　　　
　　经济自由主义无力解决问题
　　　　
　　　　产权改革、“抓大放小”式的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具体政策产物。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不仅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也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和文化体制等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化、商品化、货币化，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
　　　　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变成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也是其最大的不幸。
　　　　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提供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但是，当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某些利益的工具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往往是一个社会多数人民信仰的经济意识形态，但在中国，自由主义则表现在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越来越呈现出反多数人利益的倾向。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本身所期望的。很显然，当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的同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痛心。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缺失。如果说经济自由追求的是经济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一个社会要处于均衡状态，这两种自由主义缺一不可。
　　　　在西方社会或者任何自由市场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经济自由主义就会迫使一个社会走向弱肉强食。在西方，纠正和制约经济自由主义的就是政治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同政权对立
　　　　
　　　　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建设，强调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来达到社会公正。实际上，纠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和追求社会公正，是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政治自由主义也因此和社会主义紧密相关。　　
　　　　但在中国，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没有发展出来。中国本来就没有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自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在孙中山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和清皇朝相对立。在蒋介石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自由主义的这种性质同样没有任何改变。正因为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只呈现出其教科书式的政治口号，表现为启蒙式的理想主义。因为从基本上说，政治自由主义是和社会脱节的，它既不能和现存政权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也不能真正深入社会。
　　　　在产生政治自由主义的欧洲情况就不一样。欧洲有两种传统，即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或者说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
　　　　卢梭（以其《社会契约论》为代表）是革命的传统，革命就是把自身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这一传统从卢梭到马克思到列宁成为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传统。
　　　　洛克传统（以其《政府论》为代表）也就是渐进的英国模式。但说洛克的传统不能不提霍布斯的《利维坦》，而《利维坦》的本质就是为当时英国的专制制度作理论辩护的。英国的专制政府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是近代国家的雏形。没有专制政府摧毁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就不能形成。有了近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去讲如何实现制度的民主化和实现社会公正。而后者就是洛克和英国许多政治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中国秉承卢梭的革命传统
　　　　
　　　　卢梭和洛克传统的不同，在于前者用理想去革命，去建立一个合乎理想的社会，而后者则是通过发现存在于现存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加以发展和制度化，通过改造现存制度，努力使之合乎理想。
　　　　很显然，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直到今天秉承的是卢梭传统。一方面是因为卢梭传统的根深蒂固。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政治自由主义者总也摆脱不了卢梭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历史不能重复。在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再也不可能回头重拾洛克传统了。
　　　　这就把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置于一种困境之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变迁，在很多领域已经孕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因素，同时政权的政策也正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但政治自由主义并不能把这些纳入自己的话语之中，因而和现实的发展并不相关，也很难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一种能够与现实相关的政治自由主义很难发展出来，而经济自由主义却缺乏自我纠正的机制，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病态。这种病态如果摆脱不了，要建立自由公正的民主政治秩序，可能纯属空谈。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