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只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地说过他“讨厌读书”，“从来就没有认真读过书”，“读书那几年全是混过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态度。因为很少有人好意思这么说，尽管实际上喜欢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外有研究表明，读书的确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需要从小建立，而中国人一般是从小就建立了对书本的厌倦和逆反心理，到了可以不读书的年龄，就跟有获得第二次解放一样，把书本抛之大吉。所以，根据有关调查，中国的成人图书消费量，不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杂志消费量也很低。
而传统观念总还是认为读书人好，或者好人在读书。中国人又好面子，所以，表面上都不承认自己不喜欢读书。前面说的那位朋友，现在某报做记者，做得尚好，比同报社大多数都好，作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有了心理平衡，才好意思说这话的。至于为什么不读书还能成为一名好记者，我就留阙不证了。其实要说也简单，就跟不读书也可以当官一样的道理。
传统观念还认为，坏人是不读书的。当年，林彪“叛党叛国”后，披露他的“真实面目”，除了各种“反革命”事实，只有一条介绍到他的个人特点：原来，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这个让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都感到吃惊，后来我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不读书不看报”是一回事，而说他“不读书不看报”，等于是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事实上，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不一定是坏人，爱读书爱看报的人，不一定是好人。我们知道，岳飞是一个好人，诗词书法都不错，也应该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秦桧的书法也不比他差，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应该也是读书的。
“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不是读书人创造的。能够操纵读书人，就可以创造历史了。周恩来很欣赏一句话，叫做“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可见，干大事不一定要读书，能把世界琢磨到“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程度，还读什么书呢。过去提倡读马列的书，今天这个说法似乎已经在公共话语里淡出，我们可以说一句实话，革命斗争那样残酷，马列的书四十几卷，加上列斯就更多了，肯定是很难读的。所以，直到文*革时期，林彪还在琢磨读马列的简便办法，终于发明一个红宝书，一句顶一万句，代替读原著。
不幸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个狂热的“读书崇拜潮”。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那时旧杂志，看看那里面的征婚广告，无论男女，自我介绍均离不开“喜欢读书”。那时的漫画，画一个“好青年”，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很可笑的。他往往手上握着一本书，最好是自学教材，匆匆地往夜校赶什么的，表示虽然没有考上大学，还在“自强不息”。那时有一个电影，女主角是华侨千金，男主角乃一“好青年”，每次约会，男青年都夹着一本书，电影选景在中国一座风景绝好的名山，男青年被好风景和好姑娘感动得一踏湖涂，就使劲抒发爱读书的决心。当时该好青年在准备高考的样子，约会时还在使劲背“我爱祖国”之类的英文句子，当然，凭他这个水准，应该是考不上才对，但这是另一回事。总而言之，它表明那时的社会主流意识是，读书，并且是为了祖国读书。
陈景润就是那个年代红起来的。他被描绘得傻傻的，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现在，我们应该承认，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形象。“书呆子”是个古词，说明读书可以把人读呆，是古今共识。但是，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喜欢或者需要这样的书呆子。那时的大中小学教室，都挂着两幅的标语：“书山有径勤为路，学海无涯苦作舟。”“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时的青年真的很老实，很多老实人把这样的话听进去了。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那一代人已经五十挨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检验他们中间当年哪些人是真信进去了，哪些人虽然也读书，但是没有全信：大致说来，前者基本都下过岗，目前正在领低保，或者再就业；而后者的标准形象是，面容沉着而阴郁，头发虽已谢顶，但梳得溜光，肚子里面的脂肪争着往腰带外面挤——已经精英化。（2006-5-22晚.也是为危总写的。）
而传统观念总还是认为读书人好，或者好人在读书。中国人又好面子，所以，表面上都不承认自己不喜欢读书。前面说的那位朋友，现在某报做记者，做得尚好，比同报社大多数都好，作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有了心理平衡，才好意思说这话的。至于为什么不读书还能成为一名好记者，我就留阙不证了。其实要说也简单，就跟不读书也可以当官一样的道理。
传统观念还认为，坏人是不读书的。当年，林彪“叛党叛国”后，披露他的“真实面目”，除了各种“反革命”事实，只有一条介绍到他的个人特点：原来，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这个让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都感到吃惊，后来我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不读书不看报”是一回事，而说他“不读书不看报”，等于是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事实上，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不一定是坏人，爱读书爱看报的人，不一定是好人。我们知道，岳飞是一个好人，诗词书法都不错，也应该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秦桧的书法也不比他差，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应该也是读书的。
“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不是读书人创造的。能够操纵读书人，就可以创造历史了。周恩来很欣赏一句话，叫做“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可见，干大事不一定要读书，能把世界琢磨到“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程度，还读什么书呢。过去提倡读马列的书，今天这个说法似乎已经在公共话语里淡出，我们可以说一句实话，革命斗争那样残酷，马列的书四十几卷，加上列斯就更多了，肯定是很难读的。所以，直到文*革时期，林彪还在琢磨读马列的简便办法，终于发明一个红宝书，一句顶一万句，代替读原著。
不幸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个狂热的“读书崇拜潮”。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那时旧杂志，看看那里面的征婚广告，无论男女，自我介绍均离不开“喜欢读书”。那时的漫画，画一个“好青年”，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很可笑的。他往往手上握着一本书，最好是自学教材，匆匆地往夜校赶什么的，表示虽然没有考上大学，还在“自强不息”。那时有一个电影，女主角是华侨千金，男主角乃一“好青年”，每次约会，男青年都夹着一本书，电影选景在中国一座风景绝好的名山，男青年被好风景和好姑娘感动得一踏湖涂，就使劲抒发爱读书的决心。当时该好青年在准备高考的样子，约会时还在使劲背“我爱祖国”之类的英文句子，当然，凭他这个水准，应该是考不上才对，但这是另一回事。总而言之，它表明那时的社会主流意识是，读书，并且是为了祖国读书。
陈景润就是那个年代红起来的。他被描绘得傻傻的，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现在，我们应该承认，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形象。“书呆子”是个古词，说明读书可以把人读呆，是古今共识。但是，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喜欢或者需要这样的书呆子。那时的大中小学教室，都挂着两幅的标语：“书山有径勤为路，学海无涯苦作舟。”“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时的青年真的很老实，很多老实人把这样的话听进去了。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那一代人已经五十挨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检验他们中间当年哪些人是真信进去了，哪些人虽然也读书，但是没有全信：大致说来，前者基本都下过岗，目前正在领低保，或者再就业；而后者的标准形象是，面容沉着而阴郁，头发虽已谢顶，但梳得溜光，肚子里面的脂肪争着往腰带外面挤——已经精英化。（2006-5-22晚.也是为危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