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制度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先生于2006年4月26日以97岁辞别人世。时隔一个多月，我才听闻此消息，实在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汗颜！
作为“帝师级”的大牌经济学家，在美国的经济学传统中，他或许并不杰出。因为作为“总统经济学”的贡献者之一，他远没声名不著的赫伯特。斯坦影响力更深。后者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实质地影响过美国的经济政策并且著有《总统经济学》一书。但是，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加先生（尽管他没有自己贴上标签），并不因为他受肯尼迪总统之命出任印度大使这样光荣的“体制内经历”，而放弃了对制度的批判。若在中国，这样的人不是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像李锐、林牧等人那样被永久地边缘化。
作为民主党人，他多次批评民主党20年间没有价值创新，施政纲领不过尔尔。他甚至直接抨击民主党总统“做得最好的”克林顿先生说大话即“言之多而行之稀”。这种可称之为政策打假的道德风格，自1973年就确立了。（此前的1972年，64岁的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1973年，他的制度经济学煌煌巨著《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出版。在该书中，他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难题如失业与通胀，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共目标”被人冒充了。他，加尔先生的学术道德努力，就是找回真正的公共目标。在外行人看来，加先生的公共目标之道德主张几乎与马克思主义相近，因此，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人认为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左”。并且，他的学术地位也从1970年代的主流“沦落”到世纪末的边缘化，比如被称为“一个看不懂（经济学）数学模型的外行。”可惜，这一切都近乎“胡说八道”，更是一切冒充谦卑的人们的“真实的专横”与妒火中烧引起的无耻。因为：（一）几乎还没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能对公共目标予如此之高的道德化要求，加先生坚称“经济体系的公共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二）虽然加先生也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分析，而其目的是批判新古典对斯密等人的背叛，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学也不过一知半解地套化了斯密古典的一些道德诉求；（三）根本问题是，经济组织的目标永远不应该是公共目标，在时下中国语境中说，就是“不能让利益集团进行政策寻租”甚至是“立法腐败”。
如果能理解了《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的这三个层面的道德诉求，毫无疑问，加先生应该是今日中国左派经济学家与自由主义学派共同“学术祖先”。加先生以“克正复礼”般的热情来追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来批判新自由主义。这种批评虽有“过分”之嫌，但是，其分析结果却是令人耳目一新。他态度坚决地批判了那时代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即公有制改造，因为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一样，主要精力是用来关注“权力寄托的所在”的！他坚称：用公有制来消灭私人权力的行为，结果跟反托拉斯法规的执行结果一样，一切适得其反。
作为那个时代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以学术精神而非意识形态情绪严厉批判了中国（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指出：该类经济的本质就是用计划者的目标代替公共目标。这个批判是深刻的！如果依今日中国“立法腐败”之严重、利益集团（如疯狂的房地产体系）狂霸之事实来判断，很明显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除了公共目标的道德性不彰之外，这个社会的“最好的生意”仍然是“批发权力”！
怎样解决 “公共目标”（主要是在美国社会）被僭伪问题呢？加先生提出一整套的改革理（通）论，作为《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的核心，该“改革通论”提出了“三个解放”。它们分别是：（一）信念解放，即“必须否定计划系统的目标就是公共目标，计划系统所为与幸福、善意之不可分的观念。”；（二）妇女解放，让她们从单纯的消费管理中解脱出来；（三）政府解放，要求政府作为一个敢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存在，把自己放在改革对象的位置上。
这第三项非常之吊诡，中国改革的社会学效果几乎就得出了一个套化“阿罗不可能定理”之词句表达的东西，那叫“改革不可能定理”。遗憾的是，加先生在他的晚年似乎对“我们的处境”并不感兴趣，以至于我们听不道这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哪怕是吉光片羽的）评论。
这是一个新的司芬克斯之谜吗？
显然不是，或者说，纯属我的“牵强附会”。不过，牵强的政治诉求仍然希望中国在不远的将产生“真正的国会”，而不是如西周那样顽固地坚持二律背反的意识形态控制。
加先生作为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学者，他深信国会是一个以真正的以公共目标为信念的大团体，她必须反对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统的连选连任，从而促使他明白无误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共利益，而不至于为那些僭越公共目标的集团效力。“翻译”成“中国话”，是两层意思：（一）反对国家主席（总统）“傍大款”；（二）反对国家主席（总统）以某个党派的利益的代表全民利益。
对于中国的体制，也许这正是加先生的“危险”之所在。不惟如此，加先生还高举“经济学帝国主义”——尽管他并没表明自己喜欢这个术语，把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提高到道德任务层面。此中，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了说明：他的前辈师长凯恩斯先生曾预言“经济早晚会沦为象牙科学那样不足为道的学问”，而作为学生的加先生则反对说“经济学家的重要性远非牙科医生可比”；为了反对老师的这一武断，加先生指出凯恩斯有“三个没看到”：
（一）没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二）没有看到权力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三）没有看到传统经济学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虽然这只是个“无意之恶”！）
很显然，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少有情绪化表达，而力以理性思维展示自己的观念。这正是比学问本身更值得尊重的地方！
加尔布雷斯先生，毫无疑问地是自凡勃仑及康芒斯之后的最伟大的制度学家。他的影响也远超出了美国，构成了世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之于那些获得经济学诺奖的经济学家，作为“异端”存在的加先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由于他的道德化追求才使新制度经济学为福利经济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
阿玛提亚。森以福利经济学家身份获诺奖便是一个明证，以致于刘晶在述评中说，森的学术成就“其实已经用科学的足以让所有人接受的方法证明了加尔布雷斯的根据是靠得住的。”
有斯足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让后人验证他是正确的，是否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安息吧，加先生！
——————
2006年6月7日，初稿于由京返泊途中
2006年6月10日，定稿于小城绵逸书房
特别鸣谢：①朱彤书先生，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他的“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文，在其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一书，版本：华东师大，1991；②刘晶先生，有关补充来自于他的 “向最后的幸存者说再见”，载于《凤凰周刊》200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