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外邦不是“狄”
就是“夷”，不是“蛮”就是“戎”，总之离中国较近的是被华夏文化教化的“熟番”，离中国较远的是难以教化的“生番”. 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荒唐可笑。因此鸦片战争爆发时，对“英夷”自然所知无多，也就很难提出得当的应对之策。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
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来华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难想见。如当时的名将杨芳，因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边乱而被封为“果勇侯”，于1841年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胜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在英舰来时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
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 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终使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但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反而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这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作出种种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必将遭到了更加严厉谴责。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
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在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
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则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 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进而自己再倚道德/ 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 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其实，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是那许多承认洋人的膝盖和我们的一样可以弯曲、女人的马桶并不能“避邪”，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长技”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