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6月3日，几个朋友决定从北大南门走到天安门，重温一下昔日的步伐。只不过，这是他们的重温，却是我的初度，在我就读的那个滨号小城，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游行距离。没想到的是，20公里的路程，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累，同样没想到的是，4个多小时的路途，并没有那么沉重和悲痛，走走停停间，所谈到和想到的，大多已经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过去。
   
   下午，我们几个就坐在当年他们曾经绝食过的地方，看着来来去去的人群，无视身边不时走过的安全人员，毫无顾忌地谈论着，他们不断地感慨，说是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是的，太长的时间，由青年而中年，当时的感觉确实很难再度寻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广场，突然提前一小时开始清场，聚集在历史博物馆西门的也就我们这一小群人，和十几个玩轮滑的少年，这时候，看着那根黄色的隔离线，我突然觉得：从十七年前由冲锋枪拉开的距离，到如今一根小小的细绳，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如今，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更多的耐心和勇气，彻底去掉这一根只需一根手指就可以扯断的细绳。
   
   十七年前的今天开始，暴力就如同一片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的头上，逼迫我们沉默不语。但总有不畏的勇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对之表示蔑视和挑战。我想起前段时间刚见到的陈晏彬，他在暴力依旧残酷的时代，开始用自己15年的青春，与之对抗；我也想起来赵昕、康遇春、李海这样的朋友，从来没有间断过努力和追求，还有江棋生、黄琦，他们扛起了89一代人对难属的道义责任。。。。。。我也想起来这十七年来的无数次场合，在一场一场的对话中，在一次一次的聚会上，我都看见和听到无数曾经经历这一事件的人们对记忆和立场的坚守，这些话语虽然没有形诸文字，却弥漫在这片土地上——或慷慨、或悲切，共同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回忆，和永远不会忘却的立场。正是所有的勇士的努力和所有普通人的坚持，让这一个日子没有被遗忘，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所有的努力的坚持，让执政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是暴力所无法永久压迫的地火，这是暴力所无法篡改的历史，于是，他们只能放弃暴乱的污蔑，代以风波这样的饰词，他们也只能收起冲锋枪，派上巡逻车，今天，他们也只能在虚有其表的专政威慑下，用一根隔离绳，展现出自己无法掩盖的道义亏欠。
   
   岁月的流逝，让真相更加清晰，也让对错更加昭然。同时也让责任取代了悲愤，让爱心冲淡了仇恨。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天安门母亲，还是曾经的当事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寻求真相与和解，力图在和平的坚持中找回正义的立场。只可惜，这一高尚得无以复加的立场，没有得到任何善意的回应，被权力迷乱的执政者，依旧在躲闪正义的诘问，并不时搬弄出日益受到蔑视的专政工具，试图螳臂当车。于是，民族的伤痕依旧在岁月中隐隐作痛，而在因社会发展而利益分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的拖延所带来的裂痕和创痛，就如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我们的身旁。
   
   在当前，我看不到权力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的迹象，我以为，继续努力唤醒权力者的良知固然不应放弃，但是，更要看到，权力早就失去了裁判的资格，所谓平反这一说辞本身就值得质疑，而在另一个方面，让执政当局谢罪之类的要求，也是严重违背现实的。或许这就是今天的难题：高尚的呼吁得不到权力者的回应，被压制的民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逼迫执政当局为历史负责，而如此拖延下去，为此付出代价的却可能是整个民族。
   
   我以为，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乃是属于全民族的权利，因此，对平反或重新评价的呼吁，应该面对全民族而不仅仅是执政当局，同样，抚平六四伤痕的义务，也应该由全民族来加以承担，无论是对难属的抚恤，还是对伤者的补偿，也都可以由全民族共同来承担。而作为当事人，我们尤其应当首先站出来，承担这一权利和义务。因此，我建议并愿意和大家一道，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应当公开地寻求以民间为主体，对六四加以重新评价，在充分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让六四真相为全民族所了解，让六四的意义为全民族所领会；我们也应当公开寻求以民间为主体，担负起对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的抚慰和补偿责任。为此，我们可以以公开举行讨论，开设募捐帐号等方式，走出一条由民间为主体的重新评价六四、抚平六四伤痕的新路，而我也相信，这样公开、和平和善意的行动，将有助于执政当局明白六四之于全民族未来命运的意义，为实现最终的民族和解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