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90年代
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
海天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寻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这是90年代余英时惊悉恩师钱穆去世，悼亡七律开头四句。十几年前初读此诗，恰与心境合，如受电击。近日重读，如见故人，人与事纷至沓来，先拣可言者说。
我的博士论文胎动于文革早期。1966年5月，官方文件《五·一六通知》曾将北京市委斥为提倡18世纪启蒙哲学的“自由平等博爱”，启人疑窦；文革初期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稍有思想者，私底下也喜欢以雅克宾派自喻，以比革命彻底；文革后期令人联想法国革命，则是“三支两军”收拾残局，全国“军”起来，到处都是穿军装的身影，有点像雅克宾之后出现波拿巴政体。甚至到1976年10月初文革结束，上海方面传出惊人之语，一位史学家不满北京怀仁堂事变，愤然作色：“只要打一个星期，上海也能成巴黎公社！”我当时在河南，天天看到运兵车沿陇海线东去，突然听到文件传达中有这样一句“反革命言论”，深感震撼。汤浇蚁穴中，竟也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哪怕是错话，也让人刮目相看。更为深入一步的对比，是此类革命失败后都有一场“热月反动”：民众精疲力尽，从广场重回厨房；革命与人性言和，社会还俗，民间弥漫灰色情绪；旧日贵族一旦返回，大多满足于恢复旧秩序，只有少数清醒者能看出只有向前走才有出路，等等。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杂志发表对比文章，引用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喝断群舞的那句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书林》很快停刊，又过了一些年，这家杂志的刊号重新启用，却被让渡给另一家杂志——《买卖世界》。《书林》变脸为《买卖世界》，虽滑稽，却也准确，活画出90年代如何剧变，向那一个方向剧变。
我于1985年做完硕士论文，结尾处流露出对法国革命的“反骨”，不同意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僵化说法，引起复旦金重远先生注意。次年我回上海工作，他开始招收博士生，立刻传话给我，希望我去念在职博士，把未尽之言说完。1989年5月，法国史年会在复旦举办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出文化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引起法国同行的兴趣与讨论，也坚定了金先生和我把这篇文章做下去的信心。
1990年上半年，所在部队院校单方面通知复旦，停止这个人在那里的学业。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本来是想上山读书，现在连这一点孤愿也难实现了。金先生不服，请复旦派人来联系，发现并无大不了的问题，遂要求撤销那一决定。部队拿复旦学业为筹码，要挟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不服从者不得“食”，亦不得“学”。同案者有一位正团职学术处处长，太太有点神秘主义，遂给我卜卦算命，这真应了余英时“占天”一说。一卦下来，说是“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僵持了半年，复旦开始强硬，也来了一个单方面通知：“恢复学业，立刻来校”。这个单方面决定来得很及时，再拖数月，我是否能坚持下来，真成问题。所谓“不得食”者，当时尚未转业，军人购粮凭“黄卡”内部供应，这张“黄卡”确曾被停发了。一位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杂志主编，听说我这一困境，曾从海南给我寄来一笔“稿费”500元，帮了很大忙。金先生对我的最大帮助，是鼓励士气，逼着我咬紧牙关把论文做完。他是1959年归国的彼得堡大学毕业生，与普京是同届校友，俄、法、英、德还有西班牙文，门门俱佳。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同意我对法国革命的负面批评，却鼓励我畅抒己见。他对弟子把关，不是把在学术观点上，弟子不必与师同，而是把在史料上，千万不能出“硬伤”。90年代初，大学师生都还没有“换笔”用电脑，我用蓝墨水写，他用红墨水改，一稿来，一稿去，手稿上至今还保存有金先生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从法文翻译到标点符号，一丝不苟。
那一卦只说对了一半。“剥极而复”没错，博士论文可以做，而且做完了。“否极泰来”却没有应验，答辩前出现意外，差一点拦腰折断。一位老先生看完我博士论文，评语异常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学观念，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予通过！读完这一评语，哭笑不得：一年前被停止复旦学业，罪名是“激进”；一年后博士论文受阻，罪名反过来成为“保守”。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金先生为之失眠，眼睛黑了一圈。后来请出王元化先生压阵，老先生推辞不出，论文才得以一致通过。我对那位老先生至今保持敬意，他这一点没说错，我的学术理念是倾向右翼史学，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那场答辩有惊无险，应该感谢王先生和金先生，没有他们及时抢救，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但也留有遗憾：一个权威否定了，则有更大的权威来肯定，或一致反对，或一致通过，这在政治生活中见怪不怪，但在90年代的学术生活中居然也出现了。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海天回首隔前尘”，不是“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又何止是“水上鳞”？
回首90年代（续）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一个真从井冈山下来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辈革命家走过的路，我凑了一点路费给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养父母。1976年被称为“领事馆三等秘书”的那个河南朋友也来上海，说他找到了“灯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称“井冈山”，这才吊起我一点胃口。我们找了一笔民间赞助，请他们从武汉来讲“井冈山的路”。我当时还有最后一点浪漫，称这样的接待是“民间村落的互访”。结果发现从十六铺上岸的这群人，是后现代哲学爱好者兼诗人、文学家，正申请“历史的缺席权”。但是他们的态度比上海会谈者认真，来客中一位哲学家说：“我们认认真真地告诉他们，不要认真；他们很不认真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这话说得确实精准。我为上海这群人羞愧，同时也难以认同武汉朋友的哲学兼文学，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气中的“雾”？一年后平顶山有个语言-哲学讨论会，轮到我没有路费了，是他们慷慨承诺，请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发言。应该是我的不对，没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贫乏，看不出如何“退出历史”，如何挣扎在“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交界边缘”，更难设想名词与动词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罪与恶。一席说完，不欢而散，下山时离别连说一句客套话都觉得艰难。
这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创刊，创刊号有余英时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读到的最结实的汉字，尽管后来我与他有过学术争论，却也无法改变对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顿，带去学界前辈对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不料他突然动了感情，拿出他的一个外甥的照片：一个中学生的遗容，青春灿烂也能夭折，当然令人心恸。他怎么会得到这张照片？说来也是一个有点传奇的故事，大约是他在东京讲学，听众千里传“遗容”，居然从台下传上来这张照片。闻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十周年，余英时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诺奖得主在这个会议上拿出事先复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扬：“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这一幕丑陋无比，只能与红卫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众的神态媲美。台湾学者钱永祥隔一张桌子紧盯我的脸，事后说你不知道你的脸多难看，那一瞬间他就怕我失控。其实老钱过虑，我那时已染有庸人习气，不自觉怒容满面，却有平顶山前鉴，知道这是学术社交，必须顾忌主人的脸面。
这个杂志在那几年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是我们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编辑来约稿，来人中吴江波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见面后他不说约稿，而是问需要什么书可以让他从香港帮助。那时昆德拉的小说已经在大陆走红，到处听人说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我在某报某版写了一篇暧昧短评，提到这一年大陆知识界流行时髦口令。其实我与武汉那批朋友的第一场谈话就因对昆德拉评价不同而紧绷，我刚说知识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须有哈维尔这一极来平衡；对方立刻打断：不能因为哈维尔当选总统而过于看重！这就不是分歧，而是过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维尔当总统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闻言大喜，没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来他和另外两位同学自费翻译了哈维尔文选，但在香港也无法摆上商务、三联的大书店。回去后他顽强地从邮局邮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终成漏网之鱼。由此得到的这一本，大概是流进大陆社会最早一个哈氏选本？也是我度过90年代初叶精神危机的最好读本。我无法设想离开哈维尔以及顾准，那两年会怎么度过。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与江波有机会长谈，才知道他毕业于中文大学哲学系，曾崇尚大陆的“文革”理想，寒暑假与那两个同道去贫民区参与慈善活动，人称中大三剑客。我后来与留学欧美的左翼同学谈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时期朋友，甚至是难友，哪怕十几年不见，一见就争，几乎总有不欢而散的创痛。奇怪的是，与江波交往的那两年，怎么会想不到与他争论？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纳闷。大陆旧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称，但没有一个像江波那样，有理想而又单纯，单纯到高贵的程度。他的单纯令我自惭形秽，从此知道只有经过那样的社会才能出善类，没有经过考验的道德是侈谈，不是道德，没有经过考验的权力也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过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经离开杂志去异国他乡，去了一个更资本主义的地方。从此人海茫茫失了联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怅。
军中纪事（上）
1985年研究生毕业，第一志愿是正在筹建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接待我的所长很热情，他们正缺少我这个专业的人。后面一句话却使我打退堂鼓：“6年之内不能提家属问题”。6年之后只是可以提，何年何月才能解决？由此转向，回上海去一所能解决夫妻团聚以及住房问题的部队院校。很多年后我诧异北京有那么多雄心勃勃者，称野心也行，尤其不解学术生活亦可焕发“野心”？朋友笑答：“那是因为全中国有野心的人，都汇拢到这里。”闻言自惭，一个夫妻分居就把我从北京吓退两千里，可见我当时志向，倦鸟归林，庸碌得可以。
第二次自惭形秽，是1996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学，一位台湾同行与我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仿，于是相互夸示军旅生活之“豪气”。他先说：“不谈实弹训练，就说结业时的震撼射击吧：学生兵匍匐爬行通过铁丝网，老兵在后面架好机枪，锁定准星，就在匍匐者上方保持30公分扇面射击，实弹狂扫，震耳欲聋，头一抬，立刻击毙，有些大学生就在这最后一关经受不住，精神崩溃。”再问我总共打过多少发子弹？我赶紧岔开话题，从此只谈学术不谈军旅。现在可以说了：6年中射击一次，五四式手枪，点射，6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军事机密。
进部队第一诧异是语言。此前了解全来自“雷锋日记”或电影电视，说得最露骨的也不过是《南征北战》，扮演民兵连长的张瑞芳对分手不久即升官的高营长，巧笑嘻嘻：“又进步啦？”即此知道“进步”原来是“升官”的代名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是官，不是兵。每一级军阶都有很刚性的年龄规定，时间一到，就要考虑提拔新人。同样时间内，一个处长之位在地方上可能只产生或盘踞一个处长，在部队却可能产生两三个团职干部。3年一过，这个“处长”就要走人，位近“处座”者皆可去干部处“谈谈心”。
这一现象很普遍，除部队干部必须年轻化，另一原因就是封闭。军营与社会隔离，这也应该，但如此一来，切断了其他通路体现自我价值，只能天天等“进步”。故而部队强调等级，而且要把等级穿在身上，这不仅是战时需要，也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两个陌生军人在候车室相逢，寒暄不到三句，就会问：“你是哪一年的兵？”这是军中纪年法，当兵那一年是你生日，由此可推测你升迁快慢，是正常还是委屈。时间一长，我发现有两种语言居然可以并存：谈得不对路，立遭严正喝斥：“不能向组织上伸手，当了这么多年兵，还不知道这一点？嗯！”谈得入港，可得软语温存：“不要这样说嘛，组织上还是有考虑的。1968年的兵是该到团级位置了，剩下没解决的已经不多了嘛！”
升迁另有制度设计，亦让我啧啧称奇。第一是横向平衡，无论是军事主官还是政工人员，一律由政治部而不是司令部提名行文；第二是纵向牵制，每一级单位提升干部，权限只及本级之下第三梯次，以免知遇之恩或袍泽之情。如我所在的那个院校，起初为副军，本院只能解决副团职任命，再往上，必须报军区空军，那就谁也不知道谁。后来提升为正军级，引起本院团职干部们一阵狂喜。
西方学者多半幼稚，推断我们体制改革难以启动，是缺乏制度设计能力，我曾以上述两个制度环节，雄辩论证我们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能力，问题并不在这里。我还曾面折一位资深教授，不能以境外模式来推测中国军人的职业反应。在那样严密的制度设计下，军人除了听从“党指挥枪”，不可能有其他反应。至于文革中部队支左，并不能用来说明军人干政，而是早已政治化的军队进入同一种政治，只是比文官多穿一身橄榄绿而已，后来不也是诺诺而退？那一年政治风波，我们大院里的主官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有几天听不见党中央的声音，全都进医院养病，一旦中央表态，立刻出院，精神抖擞地开大会，念通令。这就让我恍然大悟：这个制度并不是没有“check and balance”，用来保障政治忠诚，是很有效的。所谓拉美式或南美式，还有苏俄式，那都是外国书读多了，一厢情愿，多想出来的东西。
当然，在低级范围内是会发生低级感情的，即不仅“知遇”，而且“知知遇”。我的“知遇之恩”发生在1987年，来了一个老浙大毕业的训练部部长，圆脸，戴眼镜。他地主家庭出身，抗美援朝时参军，经历那么多运动居然没刷掉，等到改革开放，正逢干部知识化，枯木逢春，终于“从奴隶到将军”。也许是知识型干部，一来就抓知识课质量，我因讲课较好，被他看中，暂时摆脱霉运。他欣赏地方院校毕业的研究生，两个博士一大群硕士，与他相处很宽松。即以《渡江侦察记》陈述扮演的反派军官语，远远地喊他一声“军座”，他也不恼怒，加夜班嚷着要抽烟，他也让秘书照办。有一次临时出行，我只能从上海站军调处弄到一张硬座票，他也不嫌弃，很随便地与民工挤坐在一起。就这样跟他下部队，一年中从南走到北，总算知道了部队基层官兵的实情。
军中纪事（下）
我迟迟未在组织决定上签字，一开始有压力，待转业令下，反而转为主动。……后来遇到一个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签字，大笔一挥，居然签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来之笔，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闷了许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签字机会
上篇写到随“军座”下部队了解基层实情，那倒真是军事机密了，不可妄说。谈军旅生活如何了断，是我个人“走麦城”，属凡人小事，则可言。
我的麻烦就出在那个“知遇之恩”。“军座”来了以后，欣赏地方院校研究生思想解放，能给学员换脑子；1980年代军队院校也有新兴气象，本人尚未悲观，干得也不错，于是提前晋级。不料就是这个团职害了我，乐极生悲，还要从那场大事说起。
大事来临之前，“军座”凭其气候敏感，感觉我要出事。承他关怀，令两位副手来寒舍提醒，偏偏那晚我出外与地方上朋友谈论事前舆情，说了很多错误的话，忧愤忘归。大校军官两道杠四颗星，两人四道杠、八颗星，齐坐在我那个不满10平米的小客厅里苦等，交相辉映。我妻子不知轻重，竟然打开电视，让他们一起收看当晚中央台，边看边唠叨，他们一言不发，或许是不便批评，或许本身就有共鸣。到半夜等我不归，留下一句话：明天一早上班前先去训练部，部长有急事。次日一早去，方进门，即见“军座”面容不对，也不问我昨晚去了哪里，就坐在办公桌后一个劲地扇扇子，神色焦灼。目送秘书出门、再关门，他才转过脸，一字一顿：“你今天听我三句，多一句没有：第一，前面的路还很漫长；第二，我不能看着你这一次被牺牲；第三，从现在起不出军营半步，我还能保住你，如不听，我将无能为力！”这是何等要紧的三句话？我居然掉以轻心，尤其没有听从他的第三句。下半年检查开始，即以团职划线。“军座”先此调离，虽未降职，人隔千里，看着这边检查，果然“无能为力”。
我迟迟未在组织决定上签字，一开始有压力，待转业令下，反而转为主动。我自己也是事后才回过味：当事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属有案未结，地方可退回档案，不接；今年不接，明年不接，部队就会着急；当初安排处分，是上级某部门决定，如今处分影响转业，那个部门反过来又批评部队：为什么年年积压指标，留下这么长尾巴？ 部队有苦难言，“上级”总是“正确”。如此一来，却出现一个奇怪的妥协局面：部队反过来找这个被处分者“谈心”，屡“谈”屡“不通”，就给他联系一些待遇优厚的地方单位，希望这个“尾巴”尽快走人。而“尾巴”到这时就可以翘起来，可以挑肥拣瘦，还可以提出一些“个人”要求。比如我那一次，第一年给我联系的单位是职位好：上海市某区武装部副政委，团级待遇不降，应该满意？这个职位对别人很合适，对我则显滑稽，于是很严肃地“感谢组织关怀”，不去；第二年联系的单位是收入好：东方航空公司宣传科科长，职位低了一格，“金票大大地有”，而且“专业对口”，你不就喜欢舞文弄墨吗？还是未去。这就到了第三年，地方上有一个很小的大学，大学里有一个很仗义的朋友出来转圜，三方达成妥协。部队抽走档案中不实材料，个人在处分决定上写“保留意见”，地方则趁火打劫，提出人可以要，房不能给，这个“尾巴”必须留住原来营房里。此时部队恨不得磕头作揖，立刻答应打劫者，人走房不收，赶紧送瘟神。
这就是我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的起源。后来遇到一个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签字，大笔一挥，居然签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来之笔，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闷了许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签字机会。还有一个憋闷，是当时这个大学确实很小，有弄堂味，星期五下午教师例会，能听到市声四起。1990年代初去北京，遇到孙长江——科技日报前总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撰稿人。老前辈问我近况，我闷闷不乐，只说八个字：“上大如寄，淡进淡出”。他说我是“外省人”，有所不知：“当年有领导曾发话，‘这样的人只能到一个小的大学去！’如果他不小心说成一句——‘大’的‘小学’，你我又当如何？组织上的关怀还是应该感谢的。”闻言开怀，立刻知足了！
那一年也顺便去北京某离休所，看望已经退下来的“军座”。他再不提那三句话，又送第四句：“到地方上去也好，后半生就在学术上努力吧。”
我的80年代就是这样结束的。首先对不起“军座”，悔不该不听他三句言，辜负了老首长栽培。其次对不起部队，击弹六发，年均一发，但当年每天起床号一响，一骨碌爬起来出操，后改为每周两次，毕竟锻炼了身体。20多年前离开工厂，车间指导员老崔告诫我不可坐夜，研究生阶段越演越烈以致失眠，军号一响，革除文人恶习，刀起病除，干净利索。现在不跑步，只保持早睡早起，这是我惟一的军人习惯了，大概能到老死。
西望长安
现在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什么历史意义：英美发生“撒切尔—里根革命”，当改则改，当干则干，一改此前工党政府与民主党人的粉色混乱；文明世界自凯恩斯以来60年、越战以来20年的自杀未遂，就此结束，起死回生；而在中国，也在发生类似变化，如果确有“时代精神”，这一次总算一息相通，踩准了节拍。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系学生却不知晓这些“历史意义”，整个社会洋溢着返老还童的青春懵懂。能够感受到的是农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大地上飘起欢快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写得最好的几句歌词是：“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西出潼关去母校报到，火车穿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乘客点唱最多的就是这首曲子，后来成为我记忆中80年代的背景音乐。到校不久，教授们观看内部录像：“英、阿马岛之战”，出门后不对我们讲看到了什么，而我们却看到了他们出门时的一脸肃穆。3年后毕业回沪，看到了里根访问复旦的车队。那时能够进礼堂听他讲演的人少而又少，我只是在戒严线外，看到了他的车队近在咫尺，一闪而a过。那根黄线的内外距离，恰好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80年代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印象最深的3位老师，一个是据说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后来发愤研究日本史的胡锡年。当时他年届八旬，穿着臃肿的棉裤说一口吴侬软语，就讲中日关系史。他私下对我说，“啥格是好文章？让外行看个热闹，让内行看出门道” 显然融合着他前半生为记者后半生为学者的双重血液。另一个有西洋背景的前辈，是30年代毕业于哈佛的朱本源，他刚从右派身份平反不久，开讲西洋史，英语好，常发技痒，半当中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一概念的原文是什么？”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吟哦克罗齐名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听说我选择做西洋史而且是思想史，他却叹气，欲言又止。我自己的导师何汝璧先生，应该说是恩师了，当时报考他的有本校本班本科生将近10人，而我只能填“同等学力”，自惭形秽。笔试成绩出来后，老先生发电报，说要来河南小县城亲自面试，两地相距千里，弄得我忐忑不安。后因他身体欠佳，才让我坐火车去复试。见面后，蔼然一长者，和颜悦色，才放下心来。他查看了我带去的所有笔记，提了几个问题，很快就结束了面试。
入学后才知道他只要了我一个，而他在西北高教界可谓元老：抗战前即入党，后随彭德怀部队接管兰州大学；1976年复出后谢绝一切行政安排，回关中安心带学生，做教授。师母曾经私下对我抱怨，说当年在兰大，他“利用”职权，几次卡下她晋级调资。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跟我说，老爷子在家还是个布尔什维克，有一次他在饭桌上对时局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老爷子勃然怒喝：“你再说，我就打电话叫公安局把你抓进去！”但是我跟何先生3年，没见过他高声说一句，总那么低声慢语。1983年春天第一次跟他进京开会，他是高干，软卧，我是学生，硬座。凌晨时他高一脚低一脚，挤过好几节水泄不通的硬座车厢，非把我叫进软卧他的铺位上去补睡一觉。当时年轻，也可能是第一次睡软卧，头一挨枕即呼呼入睡。不觉天大亮，猛一起坐，车厢里满是阳光，旅客全已走完，服务员把另外3个铺位上的卧具整理好也已离去，只剩何先生这么一个高干，干坐在那里看着我穿衣服。他显然是想让我多睡一会，实在挨不过去，才下决心把我唤醒。多少年后回忆这一细节，不由感叹80年代师生关系此后在校园里再难复现，那时招得少，双方都珍惜，情同父子。1985年临近毕业，征求他意见，他显然是想留我。恰巧有华东师大陈崇武先生来西安讲学，何先生请他吃饭时指指我说：“我就这么一个学生了，你如果能帮他回老家，尽可先给他介绍。”在陈崇武帮助下，我告别西安回上海，此后与先生通信不断。后有一年遭遇坎坷，他闻讯后寝食不安，连连来信，有一封信这样写：“我昨天又去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唐僧好生糊涂，居然又给悟空带上了紧箍咒！”他都快80了，哪里会去看什么三打白骨精？我也不是什么悟空，他只是变着法儿写一则老年人的童话来宽慰，没有一句那一年那一辈人很容易出现的那种言语。春节到了，我还可以给他寄贺卡，那一年写的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那种言语我老师一辈在淡去，却在80年代同学一辈中很快复生。有一次研究生们大盆小碗地聚餐，酒酣耳热不免有些题外话。一位学古代史的同学估计是喝多了，突然发作 ：“我警告你们，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要出事！”说完，“哐”的一声摔门而去，众人愕然。
他并没有说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结束的。那10年既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有老同学留下那“哐”的一声。他现在已经在外国教书了，但这两种声音互为背景，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去。
一年高考一年题
最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谈1977年的高考。栏目编导事先从网上搜索并下载了1977年以来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的资料，我拿到手发现，这份东西有史料价值，用来反映最近30年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生活撤离，很有意思。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出现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阴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题，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选题：
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陕西、山东和宁夏：“难忘的一天”。这是大陆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做过无数遍乃至做滥了的题目，想不到会被三个省的“学政”同时看中，再次命题。可怜1977年插队落户那一辈多半三十开外，有些人拖儿带女，更多人满脸皱纹，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只能重返童年，再一次“装嫩”。
与此类似的命题还有：“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上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吉林）、“在沸腾的日子里”（辽宁）、“难忘的时刻”（江西，理科），以及“难忘的日子”（广西）。
重复率最高的是关于雷锋叔叔的命题。这份资料收集1977年的试题并不完全，只有25个省市。但以雷锋命题的就有3个省市：天津，“他像雷锋同志那样”；江西，“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有两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另一个是河南：“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其肉麻程度创全国之最。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在河南，不幸拿到的就是后一份试卷，可以想象猛然看到这一题目是什么心情。此后我离开河南，对来自河南的新闻总是多一份关心，既痛心又痛恨。“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是那里的官场与文场却分外虚假，一个信阳事件会饿死20万人。
1978年始，全国统一试卷，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年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缩写，将一段将近2000字的会议讲话，缩写为500至600字的短文。那份材料显然是一个中央级首长讲话，题目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通篇乃文革遗风，却也反映当时的决策水准：一是要快，越快越好；二是意识形态领先，即使谈经济，也要提高到政治层面。这一讲话，到了经济学家手里，也可以当经济史史料来读。
但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材料是政治性的，对考生的要求却是技术性的，而且是以技术性手段给前者缩水，缩回三分之一。你可以保留对这一类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傻话的反对，甚至蔑视，只要你缩写合格，缩小到600字以内，客观归纳，也不妨碍你得高分。
我不认为当时的出卷者有什么微言大义，估计是顺着当时的普遍思路走？也没有看出那一段首长讲话有多么愚蠢。但是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材料是旧的，手法是新的，以技术手段缩水政治话语。如此新旧杂陈，恰好反映那一年整个社会面临转折的集体无意识。此后27年一波三折，影响最大的是“左”的意识形态，但是撤离得最多、最快的也是它。它是怎么撤离的？撤离时不知不觉，惊回首，才发现那一片乌云已经离得那么远。可以从这份史料看出端倪。
此后1980到1999年的作文命题就养眼多了。有“父辈”、有“街头小店”、还有“机遇”、“尝试”等，剔出了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正形。如1999年的全国卷，材料作文：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这样的题目能调动学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大陆学生缺少的就是想象。
1993年的全国卷也很“民主”：有说明文和记叙文任选。说明文指定对象是“圆规”，写出其功能、构造和使用方法。通常高考作文只对文科学生有利：感情丰盛、词藻丰沛，但缺少更为重要的逻辑思维。那一次以圆规命题，不仅使理工科学生感到亲切，而且能使他们的作文从弱项变为强项 ：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没有一句废话。
转眼间1996年，又是一代人，儿子要上考场。他作文不错，数学也不错，我苦口婆心，劝他选理弃文，怎么也劝不回头。最后急不择言，以台湾新儒家徐复观为例：徐有4个儿女，全是选理弃文，原因在于为父者对他们说得沉痛：“选择文科不是受罪，就是犯罪！”
不料儿子劝不回头，坚持报文科，而且还是哲学系。那一年上海市作文命题是“我的财富”，他居然把为父者言写进了作文，就把这个算作“我的财富”！第一场就考作文，我一听他这么写，心里暗叫不好，却又不能说，怕影响他后面几场考试。发榜后，作文成绩比我预想的好，居然高中。再一打听，原来那一年是复旦等高校教师下来批卷，不定撞上了哪位校友，见此儿少不更事，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含笑放过？总之，社会在进步，意识形态在撤离，他还算幸运。比比20年前我遭遇河南试卷那份呕心，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安今何在
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听说徐晓文集《半生为人》终于出版，很为她高兴。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这一代人的地下读书活动，以及此后承受的种种高压与不幸。她为此入狱出狱，有切肤之痛，甚至丧夫之痛，同时又避免了类似经历者很难避免的两种病态：一些人从此染上阴暗心理，再难恢复对人对事的正常信任；另一些人则定格在那一年代，明显落伍，却放不下英雄身段，陷入自恋。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以来，中国也产生过那些人与事，却没有类似文本问世。多年前广东李公明发表“为什么我们同受苦难”，比较旧俄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见面后，我对公明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同样的苦难，熬出的结晶却如此不同？”自有徐晓文章出，这一遗憾多少可以弥补一些了。
三十年前我处于外省边缘，对北京城里同龄人的动静，有所耳闻，毕竟是千里之外，虽尽力打听，还是模糊。到了1982年春夏之间，河南省的一群朦胧派诗人在那个县城开一个小型会议，会议快结束时，一个与会者跑到我家来，低声说：“来了一个诗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些敏感而又神秘的经历，不敢接触，而他本人则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见不见？”当然要见，只可惜当时普遍贫困，我只能让妻子在家里煮一锅白菜面条等待。客人来了，中等个，国字脸，前额宽大，甚至有些谢顶，但双目有神，亮点闪烁。开始时我和他都有点拘谨，面条喝完，双方的心情都放松了，话匣子就此打开。
他跟我谈了1976年起最近5年经历：此前他只是豫北某地一个中等城市里的采购员，爱好文学，写过一些手抄本流传的朦胧诗。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起，他卷入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办过一个民刊。此后不断有牢狱之灾，最粗暴的一次，是在家乡行路，突然有吉普车停下，跳出两个穿制服的彪形大汉，架起他胳膊就往车上塞，失踪几个月，老母亲哭瞎双眼。1976年以后长达3年的西单民主墙盛况，内部思想差异，以及兴衰流变，我都是第一次从他这里详细听说。当时相见恨晚，可惜他已经订好当天下午的火车票，只能怅怅送别。在那个陇海线上的三等小车站，我们留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和二安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时我已经收到研究生入学的录取通知，等3个月入学，专业是历史系的思想史。1980年代初叶研究生比今天扩招后的数量少得多，社会期待与当事者自我期许都很高。入学典礼上，校长的致辞是：你们是国家队，不是省级队，千万不要低估了大好机会和大好时代！同学茶前饭后议论的公共话题，多半是本行本业各位导师的神话，以此自炫；或者是谁在本专业的国家级杂志已经发表文章，暗中较劲。记得历史系的同学有一次议论“古今学衔换算”，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相当于科举制下的什么名目？童生、秀才、举人，一级级换算，最后皆大欢喜，恨不得欢呼起来：相当于“翰林”，原来我们已经是“翰林”了！应该承认，二十年前的“翰林”比今天的研究生普遍用功，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不敢有丝毫松懈。但“文革”结束才5年，国家话语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么快恢复，成席卷之势，我多少有点不能适应。一方面是自卑，毕竟跳过了大学本科四年，孤陋寡闻，积累的本专业名师名家的谈资太少 ；另一方面也有点不以为然，蛙声一片，也还是在井底，真正的思想者是在院校大墙的外边。后一种想法很少有共鸣者，但肯定与我入学前与二安那一个下午的长谈有关。
第二次见到二安是12年后，我已经在上海工作。有一次看到电视转播那一届全国灯谜大赛冠亚军获奖，荧屏一闪，几乎不敢相信。第二天赶到那个会址去询问，曲终人散，举办者告诉我得奖者的姓名与籍贯，我才相信只能是他。怅然许久，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当时的《文汇报》上，不能细说，只能隐约发一番感慨：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不料二安居然看到了这篇小文，不久赴漳州参加另一届灯谜大赛，途经上海约我见面。我和妻子摸到浦东一个很落乡的旅馆见到他，已经是人到中年，气色憔悴，一看就知道这些年过得非常艰难。他告诉我自从12年前分手，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最后找到一个群众文化馆，操弄起灯谜这一“民间传统活动”，勉强糊口。即使如此，还是有各种干扰，使他日常生活不得安宁。
自有徐晓文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遭遇总算没有埋没，但还有多少失踪者尚在水面下挣扎？写这篇小文的时候，这本杂志庆生一周年，主编来电话约写贺词。想到徐晓最近的书，想到二安的遭遇，只能说四句话，其中两句就是为二安而言：
希望这份刊物不仅记录正在活跃的“人物”，还能追踪已经消失的“人物”，有助于理解历史走到今天，曾经错过了多少三岔路口。
希望这份刊物不仅能记录大人物，还能给小人物留下缝隙，让他们在这里能透气呼吸，有助于人们承认历史并不是“奴隶们”创造的，但也注视奴隶们的“沉默”和“忍耐”。
一之二三事
1977参加过高考，录取通知发来时，因返沪探亲，耽误了。是时年轻，挥霍青春不知惜，第二年犯傻，居然不报名，意欲以更长时间复习，考出更高分数，非北大、复旦不入。夫妇俩闭门谢客，面对面复习了一年多，志在必得。终于熬到1979年开春，晴天霹雳，政策突变，不允许已婚者参加高考了！我们曾给当年的高教部长蒋南翔写信，请求破格允考，渺无音信。无奈之下，去乡间公社以一包喜糖的贿赂，开出了一个离婚证书，满以为在上政策不允，在下离婚适应，总可以再进考场了。不料我所在的子弟中学支书与校长有隙，支书怀疑我得到校长支持，宣布我是假离婚，不得报名；又已离婚，不得回家居宿，一旦发现，以非法同居论处！这一来鸡飞蛋打，高考不得与，有家不得回，每天晚上夹一张草席到集体宿舍打游击，东住一晚，西住一宿，成了一件人人议论的丑闻。就在这个失魂落魄夹草席外宿的背运关头，厂里第一把手换人，张一之接任，来到了豫西山区。
张乃冀中人士，华北危机时，毁家纾难，遂为三八式老干部。1949年进城，位列河南省审干小组组长，参与选配地、市级领导班子，纪登奎即出自其笔下。至“文革”前，官至省委秘书长。“文革”乱起，家庭破碎，避难于豫北农村老大娘枯井下，幸免一死。“文革”结束，老大娘将女儿许配给他，重组草根家庭。省委意欲恢复他原职原位，为其婉拒。只问：现在最需要干部的地方在哪里？答曰：大中型厂矿，急需整顿。张微服上任，到厂第一天，即听说上述丑闻，遂开座谈会，摸情况，找当事人谈话。一星期后，那个支部书记很快调离。与我谈话时，开篇即是：马上回家，恢复家庭。第二句是：高考不得与，为何不考研究生？我后来转向，以同等学历报考研究生，就是从这里开始。
岂料研究生考试也不顺，发榜后，受到不公正排挤。张闻讯，义愤填膺，又问：告，还是不告？答曰，告。一之正濯足，闻言“告”，转嗔为喜，抬足出盆，手书两封：一致省文委主任，二致高教局局长，详述两人相貌特征、家庭住址，以及如何找到他们本人。这一细节今日回忆尚栩栩如生，如《史记》中言，颇有刘邦见寒士之古风。
张之古风，不仅于此。前文（《薛班长住院》）说到有一个老干部夜晚在家接待工友涨工资申诉，不断握手，人太多，手都握肿了，即为他接任不久的实事。另一个发牢骚说“白天的事管不了，夜黑的事还要管”？也是老干部，张事后闻言，只评有一句：“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光泽！”厂里医生送他去郑州看病，竟把他战争年代带出的一件虎皮大衣失落在火车上，工业化时代到哪里去补办虎皮大衣？只能换上一件羊皮的。有左右评论：一头老虎要吃多少只羊，才能养成一身虎皮？张为安慰肇事者，只说羊皮就很好，严禁左右议论。为咨询化学工厂业务，他竭诚请教一个复旦毕业的老大学生，站立门前，静候多时，传为美谈。张初来，乱局如麻，工厂濒临解散，经他整顿，立见起色，避过1982年国民经济“关停并转”之厄运，四千工友保住饭碗。生产恢复后，急需临时工，夫人无职业，尚在生活区卖冰棍，左右不忍见，遂安排其进厂替补。张大怒，立逼夫人辞去临时工，还是卖冰棍。
我离厂前，正逢“历史决议”颁布，否定文化革命。数千人端坐小板凳，听张一之三小时讲演，竖耳静听，不厌不倦。20年前之豫西山区，民风、官风皆闭塞，骤然否定“文革”，上下惶惶然，不知依归。听一之长河万里，历数毛泽东晚年大错，从反右、反右倾起，经3年大饥，饿殍满地，直至“文革”大祸，醍醐灌顶，如梦方醒。20年后携家小回厂探望，还记得那场报告，问他是否有秘书起草，张慨然笑曰：那是我40年煎熬心得，早就想说，不得不说，岂有秘书能起草? 河南何难？难在留不住人，我要留你做秘书，你不也走了？
直到那时方明白，当年他有过留我的想法，却不说，支持我考研究生，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直至离开。而我欠他太多，就那样走了，何以报之？他为我排难解纷，甚至到离厂以后。1985年我学校毕业回沪工作，调家小返沪，却遭到新任厂长刁难。一之甫离休，赴上海治病。随行人员预定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他嫌奢华，退房，搬至沪西小弄堂。我骑车费多时，才在曹家渡附近找到那家鸡毛小店，室内逼仄，光线灰暗，两人只能并坐于床沿叙旧。言谈中听说我新遇困难，立刻打电话催问。在他不断过问下，那边放人，家庭团聚方告解决。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清官、廉官、好官、开明官。以后也多少见过一些，总不见如一之者。文有省委书记，武有军、师、旅长，贤与不肖，总是不及。友人自中原来，诉说化工厂脱困返困，数千人欠薪七个月，一之困守豫西小城，有种种蹇迫不忍闻，遂提笔写此小文，不写不足以平心忿。儿子做记者，属新人类，从不为当官者言，幼小时见过一之，听说老人晚境困顿，亦长叹：再也没有见过一个像张老那样当官的了！我说：张老非神圣，或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那个交接班，前后任不啻霄壤，恐怕他至今也会抱恨。儿子抢白曰：这又岂能怪他？不选不袭，指定一人交接，这不是远古禅让吗？禅让制下，岂有新贤？保一年，保不住三年，保一代，保不住二代，这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