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轩事件再认识
（一）从巴金说起
1990 年 3 月， 1904 年出身的政治人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年，邓小平的同龄人兼四川同乡、五四的儿子、著名文化人巴金却没有辞去任何一个职务，他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好，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基本上以医院为家了。 “ 1982年巴金 78岁时为捐书，在书房整理图书时摔跤骨折，从此与魔魇交恶；…… 1994年又一次骨折，从此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益发衰弱，开始长期住院。”(1)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不好，以至于不会表达“我要辞职”这样的意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虽然不能到全国政协、全国作协以及《收获》编辑部上班，甚至也不能履行一个普通编辑的职责，但是他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表达能力仍然是健全的，用法律语言表示， 1990 年代的巴金在法律上仍然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1990 年年初，巴金在一部书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废品《三同志》， 1961 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巴金 1990 年 1 月 8 日 ”。(2)
《巴金在线》 2002 年 11 月 8 日 报道，巴金侄子 李致称：“巴老现在病情相对稳定。他现在能用脑思考，而且能轻微活动。我去看望巴老时，他还认得我，不仅用微笑向我示意，还用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我的手。”(3)
以上材料表明，从 1990 年年初到 2002 年年底，巴金事实上不能上班了，应该辞职了。这时候，巴金完全有能力表达“我要辞职”的意志，但是却一直没有说出或者写出这几个字。这时候，巴金也有能力说出“我事实上已经不是《收获》的主编，所谓‘巴金主编’完全是假话”的真话，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出这样的真话。这些，可以说明两个道德问题，第一，文化人巴金不想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任何贡献，不如政治人邓小平；第二，从 1994 年到 2002 年，巴金对“巴金主编”这一假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 年以后，据说巴金几乎成了植物人，果真如此，巴金对最后三年的事情不承担责任。
2005 年 10 月，巴金去世了。但是，《收获》杂志社在此后的广告中宣称， 2006 年的《收获》杂志仍将是巴金主编的。在朱健国提出抗议后，《收获》不仅不认错，反而运动法院做出判决：“《收获》 不构成欺诈”。(4)
为什么巴金讲假话脸不红？为什么《收获》讲假话脸不红？让我们看看文化人的传统吧。
1980 第 5 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 20 多岁的大姑娘，历尽坎坷，却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路。一时间，亿万读者为这位潘哓姑娘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各路大侠纷纷撰文为她指点迷津，成千上万的好心人通过《中国青年》向她捐款。但是，多年后，人们才知道，那潘晓其实并不存在，那作者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大姑娘”。然而， 26 年过去了，被愚弄的人们没有指责《中国青年》造假，造假的《中国青年》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总之，愚弄人的人和被愚弄的人都不脸红，这就是传统。这个说假话脸不红的文化人的传统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不能不说到 王敬轩事件。
（二）王敬轩事件的来龙去脉
1918 年第 3 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作了若干批评、责难和辱骂。这期刊物同时发表了刘半农的题为《复王敬轩书》的文章，针对王敬轩提出的所有观点逐一加以驳斥和责骂。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论战过后，《新青年》及其新文学、新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保守派、守旧派、观望派彻底失败。从此，《新青年》集团以及《新青年》的传人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者甚至统治者，他们的主义和文化不久之后通过广州成了中国官方的主义和文化。
那王敬轩何许人也？后来的文献告诉我们，那个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守旧派王敬轩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新青年》捏造的靶子罢了。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憋足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是《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钱玄同炮制的。钱玄同为何要炮制这样一篇反对自己及其同志的反动文章呢？据说是为了“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 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5)请看下面的各种权威解释：
“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 1918 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这篇《文学革命之反响》），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由刘半农复信，加以痛斥。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黄信’，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6)这是三联书店的编者关于王敬轩的注释。
“刘半农（ 1891 — 1934 ），名复，江苏江阴人。 1917 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方面最特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编辑部所写的《答王敬轩》一文。”(7）这是三联书店为刘半农写的注释。
“这一场故意制造的‘论战’，打得十分漂亮，成为‘五四’新闻化运动中一个脍炙人口的生动插曲，也充分表现了钱玄同的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此，鲁迅曾经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在那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这‘的确是’一场‘大仗’。”（8）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本书中的解释和评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9）这是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的的解释。
（三）近年出现的反思
李汝伦在一篇文章 中，以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10）为小标题，反思了王敬轩事件。李汝伦说：“ ‘ 骂倒王敬轩 ’ 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 ”“ 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 ， 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 ‘ 骂倒王敬轩 ’ ，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
李汝伦认为胡风的一些做法比制造王敬轩事件稍微文明一些，他说：“ 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 ‘ 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 ’ 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 ”
这是王敬轩被骂倒 4 年之后的 1922 年发生的事情。笔者以为，胡适之所以比较文明一些，是因为 4 年前对王敬轩案就保持了距离，原本就比他的同志们稍微文明一些。《新青年》的传人批评说： “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对这出推动文学革命论争开展的‘双簧戏’，却大不以为然，他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身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11）
李汝伦还说：“ 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
笔者以为，退出战场恐怕是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还是要进攻的。当毛泽东发动新一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的传人便毫不客气、毫不退让、毫不躲闪了，鲁迅的论敌有几个躲过了灭顶之灾？
对王敬轩事件作出反思的还有晓庄学院的邵建，在研究胡适的一篇文章中，他顺便说起了王敬轩，对《新青年》集团的做法作了批评：“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 1917 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 1919 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 VS 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12）
（四）王敬轩事件的性质
李汝伦和邵建对王敬轩事件的分析批评，体现了文化人的良知，是难得的理性反思。但是，他们的批评无疑是给文化领袖们留面子的。
在笔者看来，王敬轩事件对中国文化的危害，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走向的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
明明是自己骂人，《新青年》集团的人却说对手骂人。 那林纾明明是主张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的，却被《新青年》集团塑造成反对新文化的妖魔。当时的文化界对白话文运动明明是持观望和宽容的态度，那鲁迅却 认为，在当时“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那张士钊明明鼓励、资助过文化青年出国留学以寻求新的文化，却被《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塑造成反动的丧家狗、落水狗。如此等等，仅仅用“ 正经学人所不齿 ”和“ 为之一羞 ”，就能概括得了吗？
没有敌情，就用造假和谩骂制造敌情，把观望说成反对，把不理解说成如丧考妣，把保守说成顽固，把不积极说成反动，把不够光明说成暗无天日，把空气质量不够高说成黑暗的铁屋子毫不透气，把不够矫健说成即将死亡，如此等等，《新青年》集团便获得了裹胁民众尤其是文化青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特权。这一历史现象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清理和反思，断不能一笔带过。
由于王敬轩事件给《新青年》集团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和无穷的利益，因此它便为渴望获得成功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唱高调下狠手、说假话脸不红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制造冤案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引蛇出洞、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夸大敌情以恐吓民众、恐吓青年的榜样，树立了一个任意欺骗、玩弄读者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置持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榜样，树立了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争夺文化霸权、实现文化专制的榜样。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人失去了平等讨论问题的心态，失去了尊重对手的道德自律，失去了尊重事实的法律理念，失去了心平气 和的君子风度，失去了和平演进的政治耐心。从此，文化人无权时出言不逊，有权时出手不逊。从此，文革天天有，大小各不同。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成了专制文化，不管在野在朝，文化人及其文化集团，都有了追求专制地位的心态，多以造假和谩骂作为取胜的法宝。从此，中国文化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现在，不仅搞文学的人造假，搞社会学的、搞史学的、搞经济学的、搞法学的、甚至搞自然科学的也开始造假了，教授博士们争相以造假为荣，这不能说与王敬轩事件没有关系吧？
在人类历史上，可以与王敬轩事件媲美的，恐怕只有德国纳粹党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了。那德国共产党确实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人家毕竟没有干过火烧赵家楼那样的事情，人家毕竟不是暴徒。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由纳粹党人冒充共产党人火烧国会大厦，于是德国共产党便成了暴徒，然后顺理成章地予以消灭。这就是国会纵火案，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开始。
不习惯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以及对白话人不理解、不热心的人确实存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谩骂主张白话文的《新青年》集团，没有如丧考妣，更没有对《新青年》集团“ 恨不得食肉寝皮”，怎么办？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于是，由《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冒充反动派写信给《新青年》，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一副要食肉寝皮的模样。于是，反动派就被塑造出来了。于是，一切怀疑者、一切观望者、一切不积极者都成了反动派，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就是王敬轩事件，这就是文化法西斯的开始。
刘大生 2006 年5 月22 日 于南京求稗书斋
（1）向宝云：《巴金之死与知识分子之思》。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517
（2）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b/07-bajin/zl_04.htm
（3）彭志强、张晓禾：《巴金侄儿披露巴老近况》。 http://www.haopeng.com/bajin/news/20021108b.htm
（4）朱健国 ： 《 “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内幕》。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45101&fpage=1&highlight=%D6%EC%BD%A1%B9%FA
（5） 王 彧：《师大逸事—— 钱玄同》。 http://www.bnu.edu.cn/alumni/xiaoqing/sdys/qianxt.htm
（6）《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59 年 7 月版，第 114 页。
（7）《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59 年 7 月版，第 98 页。
（8）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2 页。
（9）《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卷，第 433 页。
（10）李汝伦：《 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书屋》， 2004年第 11期。
（11）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 页。
（12）邵建：《 87 年前那场师生恩怨 ——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新京报》 2006年 5月 8日， C06-C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