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海:中共开放胸襟，请自香港始！

说真的，每到此时，我自己心里也很纳闷。真的，这共产党究竟还能干多少年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过渡到民主呢？

本来，我是懂一点中国传统的术数的，那还是十多年前在银行担任法律顾问时，因为时间充裕，一边读《资治通鉴》，一边研究那个东西，也算是小有成就。经常有一些生活中倒了霉的人通过朋友的介绍找上门来，向我寻求“仙丹妙药”。然而我不喜欢用那种方式来解答上面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会给人定性为歪门斜道。那么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其它途径呢？当然有，那便是客观的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

我们知道，中共是靠工农起家的。然而，一旦获得了政权，农民先便倒了血霉。一个户籍制度把农民彻底定性为中国的下等族群。都快60年了，这个身份就愣是说什么也翻不过来。不过工人也未好到哪里去，风光倒也风光了一阵，但我估计，那多半还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最终工人还是被甩了。工人的现状是，下岗是早就下了，最新的灾难是城市里的拆迁，房价则象出了笼的猛虎，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让我们的工人贵族们再也没有了“领导阶级”的优越。也就是说，从所谓“群众基础”的角度看，中共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虽然他们后来又提出了一个什么“三个代表”，但真不知他们到底能代表谁。

本来，这一切的不良作用是可以靠长期的愚民宣传加以抵消的。然而，科技这东西真是又有好处又有坏处，比如这互联网，愣是把中共下死力气不想让人知道的几乎所有东西全都嚷了出去。于是培养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人，而不是象原来那样对中共逆来顺受，甚至感恩戴德。

我们再来看经济，本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中共想出来的维持政权的最后手段，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因素，让中国的经济存在着致命伤。致命伤在哪里呢？在金融！我是有过近20年金融工作经历的，知道中国金融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大家不要看别的，看中国财政一次又一次为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买单，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他们的资产依然不良！你也不要以为中共不懂经济，他们是懂得一个最根本的教训的，即中国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金融上出了问题造成的。所以，中共现在做的便是双手把着金融说什么也不放手。

然而，他越是不放手，中国金融的问题就越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以前的包袱是国有企业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好不容易“剥离”了，现在可倒好，他们又自动地把个房地产贷款包袱全都套在了自己身上。已经有国内评论者在讽刺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说他们难免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奴”！

别说这是危言耸听，我看此言十有八九会落到实处。不说日本的先例了，我们只看眼前的发展。中国的房价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只看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教授的说法就行了，他说他不敢在上海买房，因为上海的房价太贵了。美国的教授都不敢在中国上海买房，中国人是不是都要比美国教授收入还高啊，这简直就是笑话。所以，中共当局现在开始对房地产动刀子了。主要的标志是收拾了北京主管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双规了号称“北京地主”的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这几天又嚷着要公布房地产的利润。然而，我很怀疑，中共当局这样做的目的真地是为了房地产业的健康着想，他们或许也考虑到了房地产价格太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更可能是为了“斗争”的考虑才要在房地产问题上下手。正是因此，我很怀疑房价过高的问题能够“软着陆”。而如果一旦中国房地产业出现大问题，中国整个银行系统必然出现崩溃，那我真不知中共如何收拾残局。

这些还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如果中国人不再象原来那样闭起眼睛把自己当做“天下”，那么，就必然要看到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可能不受到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的。不说别的，最近有三件事便是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是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三位到美国参加会议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是到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居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会见了一直受中国政府打压的陈桂棣等作家，之后到中国访问的欧盟副主席更接见了两位法轮功人士。于是我以为，无论是内部问题的积累，还是外国政治力量的压迫，中国政治都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了。

仿佛就象是要证明我的这样一种分析，6月29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网》刊出一条来自当日发行的《了望新闻周刊》、题为《中共显示出日益开放胸襟，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的指出：“具有85年建党历史、57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时代显示出日益开放的胸襟。”而所谓“开放的胸襟”，是说国外各类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与深刻教训越来越受中共中央重视，相关比较研究影响中央决策。当然，除了前面这几句话，此文全文读来真的感觉不到多少的价值，而所谓要“广泛借鉴越南、老挝、朝鲜、古巴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方面的现实经验”的说法简直令人为之气遏。然而，同日刊于《南方周末》的《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中则提到，应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报告执笔人周天勇面对记者“制度反腐专家钟岩曾多次提出可以建立改革试验区，你是否这么认为？”的提问称：“我知道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样就可以把成本与风险控制放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找一个地方，把工商、质监、城管的收支两条线体制都废除了，财政全额将他们供养起来，政府机构按照当地需要来设置，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大量削减政府审批，特别是把真实的失业率列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再加上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进行监控。在这个地方，还要取消乡镇政府，搞一个派出机构就可以了。在选举这方面，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并且这种选举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通过地方的实践总结出经验再推及全国，我觉得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共的的确确意识到了危机，也的的确确在准备着改变。既然如此，我很想给中共提一个建议，你既然要显示开放的胸襟，你既然要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先不要去费力气选什么改革实验区了，就让香港人民先实现他们的普选权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