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离校之际，北大部分毕业生代表签下承诺，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行贿受贿。6月29日，北大首次组织对毕业生进行廉洁教育。据北大学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北大举办了“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座谈，30多名即将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工作的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活动，签署了承诺书，并向全国大学毕业生发出廉洁自律的倡议书。倡议书和《廉洁自律承诺书》均系北大学生自发组织起草。据介绍，这份承诺书将保存在学校，它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一种自律形式。（见6月30日《京华时报》）
有人说，这是一个承诺泛滥的时代。五花八门、林林种种的宣誓，就是承诺泛滥的例证：医生宣誓不拿红包，毕业生宣誓简历不注水，老师向学生宣誓承诺不乱收费，小学生入共青团宣誓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宣誓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达到预期的忠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在当今时代，我们只能如此来说明承诺的效力和现实意义。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大环境的承诺，多多少少要打折和缩水，这是难免的。承诺应该属于个人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范畴，当承诺被作为一种公共瞻仰物品，被摆放在公共场合，衍生为一种集体行为时，强求一律的承诺势必会被介定在“严格、标准”的范围内，它忽视了接受承诺群体内部成员接受能力、程度的差异，以及是否是发自内心的心理认同；同时，当承诺成为强求一律的公共行为时，免不了要有做秀的因子参与其中；被承诺的内容，也因为被群体责任的分解和分化，个人往往难以有原有足够大的责任心的约束，被矮化，将所谓的承诺流于口号；而当承诺在群体范围内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虚荣”时，它的恶劣链式方法效应更不能小视。
我们不应该忘记前总理朱镕基，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那幅语重心长的“不做假账”的题词。“不做假账”，理论上来讲是会计作为会计本职的职业底线。由题词可见朱镕基总理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用心良苦。参考本次北大毕业生所谓的“廉洁自律，爱岗敬业”“承诺不行贿受贿”的承诺书，以及上文提到的医生、老师、学生的种种宣誓承诺，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在公共场合，面对公众宣誓和承诺的内容，恰恰正是他们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应该承受和遵循的基本底线。
对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底线”还需要宣誓，想不说“承诺泛滥”都难！而这所有的让人看起来、听起来哭笑不得的宣誓本身，正是对各行各业制度不健全、或者是制度履行不力的嘲讽。
对职业公德和个人道德“底线”还需要宣誓，还说明对“底线”的背叛和违犯，还是司空见惯、至少是没得到合理遏制的。
众所周知，承诺不具备法律的效力；甚至说，在当今时代，它连基本的道德效力也不具备；我们更缺少强有力的，能够对泛化的承诺起到现实作用的监督的语境和环境。在群体道德和群体素质的建设和提高，还有待用时间和努力去完成的时候，一套健全、成熟、完备而又能与时俱进的制度，这些制度又能用明晰、合适的方法和体系去保证实施，则显得异常重要了。所以说，我们在反思“底线”承诺是承诺本身对制度的嘲讽的同时，更需要动用群体的力量，去努力呼唤和建设齐备和完善的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