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问题，政府的责任就是解决问题，既然共产党认为有非己莫属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那就不要叫苦。而我们也并非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问题，问题是我们无法帮助你们，因为你们太自负、太狂妄了。譬如，你说大学毕业生心理素质不良是”独生”造成的，而独生政策又是人口太多造成的，人口太多又是毛泽东没有听马寅初的意见造成的……。这一路推论下去，中国的问题统统是共产党造成的。
但是我们说要搞”多党制”，你们又说那样是”会乱的”.
再说关于教育和医疗问题，原来你们是要”包打天下”的，农民有赤脚医生，工人有公费医疗，等到后来发现包不了，就把包袱全部甩掉。
现在你又说”学生是弱势群体，老师是强势群体”；我还可以说”医生是强势群体，病人是弱势群体”，我更可以说”共产党是强势群体，老百姓是弱势群体”，以这种简单的对立划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回归到”多党制”的问题，它的好处是：”甲党解决乙党的问题”，”乙党解决甲党的问题”，把理念握在手中，把问题交给别人。用你们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两条腿走路”、”换肩膀挑担子”.说实话，天下哪个政府没有”民怨”？美国共和党政府今天的民怨太大了，过两年换到民主党手里，老百姓还不是全忘了。这些说法很肤浅，但就怕你们共产党钻”一党专制”的牛角尖；你们总以为”接力赛”不如”马拉松”，但”马拉松”也得有个终点，你们也得歇一歇……
二○○六年七月七日
附《冼岩：警惕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最近，大学毕业生事故不断。从河南升达到四川川大，虽然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有所不同，但同样凸显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大学毕业生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社会，大学毕业生都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有勇气，敢于追求，因此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最激烈。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更具有与其前辈和海外都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的同时，一些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现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受到百般呵护，对社会、对人际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与认识；从小受到的应试教育压力，使学生在考分挂帅的同时，无缘进行其它方面的锻炼，单调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他们的心理年龄小于实际的生理年龄，心理性格的发育成熟远远落后于知识与智力的进步；在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利用升学改变命运的同时，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难荷重负，一些学生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亲人的期待，在心理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成年人的烦恼；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更使大学毕业生对未来产生了无尽焦虑。心理成熟的滞后、生活压力的置前，使当代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加上对现实的责任很少，对未来的焦虑很多，大学毕业生成为心理最不稳定、最易于失控的群体。
这种局面的形成，大学生本身并没有责任，他们只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无论此前生命中的哪一个环节，都不是他们可以主动选择的。对这一切真正负有责任的是家庭、学校、社会，尤其是政府。它们联手设计好了所有的程序，生命只能在这种程序中按部就班地流转，否则就会掉线、断路。大学生本来是社会的”天之骄子”，走进校门即意味着将来衣食无忧，甚至前程似锦。但这一切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大学毕业生成了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工薪的平均预期甚至低于农民工；在他们的眼中，未来由阳光明媚变成了阴霾满天，有些人因此产生了”离校恐惧症”.
低于生理年龄的不成熟心态，严峻的生存竞争考验，使得大学生更需要社会的帮助，否则生活的压力可能使他们放弃责任，放弃自我。在他们沦为不稳定因素前，社会应该伸出手来，帮助这些孩子尽快走出心理断乳期，使他们能够直面生存竞争的风风雨雨。
在此断乳期，大学的责任首当其冲。应该对当前的教育指导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大学不应该仅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同时向学生传授实际的工作技能，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比重，使大学生在毕业时就能够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在求职时不会因为”没有经验”而沦为弱者；同时，大学应该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专门开展品德、心性方面的活动，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性格与心理承受能力。
只有在工作技能和心理适应性方面有所凭籍，大学毕业生才不会惧怕进入社会，才能拥有独自应对生存竞争的信心。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学校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要求南辕北辙，它们的逐利行为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诱发了学生的”非理性”冲动。从成都三原外语学校的强行迁址、河南升达招生时对学生隐瞒真相，到四川川大擅自决定对学生多选修的学分收费，都是学校这一强势群体对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学生们求告无门，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夺得全社会的关注、争取摆脱不公正的境遇。当学校也成了赢利机构时，不可能再期待它能够主动的、无偿为学生提供克服心理困境的服务，此时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要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性、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从小学就开始的道德教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学校本身行为也以赢利为准则、甚至不惜损害学生利益时，道德辅导的作用令人怀疑。因此，比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学校行为的规范，对弱势学生的救济。教育部门应该设立专门针对学生的机构，专门听取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为具有卖方市场特征的教-学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提供诉讼的渠道和救济性服务。只有及时掌握情况、及时介入、及时化解矛盾，情绪和事态才不会失控。川大事件因学校的及时让步而最终平息，证明了此点。
虽然独生子女被家庭捧为掌上明珠，但社会为这些孩子还是做得太少，学校更是视其为赚钱工具。长此以往，被损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也是全社会的稳定和未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自己，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让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