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按:一九四九年后,尽管政权倡导互相检举揭发,但并非每个人在危难时刻都这样做,关于这一点将来我会公布资料(有原始资料和采访录音为证);同时,也并非每个人都整人上瘾,有的甚至对反右采取抵触乃至逃避、对抗的方式,今天要介绍的便是这样的四川人王若栗。
王若栗女士,1932年生于四川蓬安,其父王白与(系蒲伯英先生之婿)先生四九年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被共产党确定为烈士。1950年参加工作,原系中共华县委农工部秘书,县委机关支部委员。1958年4月10日因采用逃避、自杀(三次自杀未遂)等方式,抵触反右,经县委研究为叛党分子,并开除党籍及革命阵营,交家庭管制生产。1960冬年因不能得到到治疗病死。
感谢黄一龙先生给我提供王若栗女士相关资料,以及他主编的王白与先生的《食力斋诗词》一册。现摘《关于对王若栗同志处分的复查意见》中关于“主要错误事实”部分,并附如其日记两则如下:
在反右斗争后期,组织上确定由她领导县委会单位的反右斗争,由于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认为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运动不是实事求是,有些人即使对共产党不满,但并不见得对党的一切主张都反对,而且有自己相对立的主张。但在挖在过程中,一定要依照一个完整的格式,这样一来,在挖的系统材料中,就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样来定一个“右派”,也觉得有些冤枉人。根据这些去批判,也是放空炮,使那些右派更觉可笑,以为党是无事找事干。
1957年12月2日:反右派我并不坚决,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确认我们这里的几个,他们放得不多,更找不到更多的事实说明他们的看法已有害于社会主义,因此对于所谓“未构成行为”感到难以服人;另感到学识浅薄,这些人又都有一套,要搬道理驳倒也困难……
1958年2月5日:廿四日正式转入集中整改为主的阶段,按照要求是要大鸣大放,可是这么多天来县委会放得并不好,改也改得不好,我自己也感到没办法,也没有打算想办法。从现在情况看,我不仅缺乏领导能力,就是做具体工作水平也很低,现在的担子担不下,我曾给姜书记反映过,还想提一下我(原文如此,疑是“找”字——编者。冉按,此处编者系指黄一龙先生)个人来领导,可是我又不敢这样提,怕的是批评了临阵逃脱后仍要叫搞,不提吧,从我思想上又没有解决问题,我首先就放不起来,思想苦恼,更谈不上考虑今后工作。从这件事作不好,我又联想了很多,要我下农村去,不说多,就搞一个社吧,能搞好吗,成问题。如果留在机关叫研究问题,写材料,能搞好吗,更成问题。那么我干什么呢?只确(原文如此——冉注)当家庭妇女,不要说劳动,就是把家务搞好都成问题。总之,我感到我自己的所谓前途是难以设想的,我已经成了党的一个袍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自绝于世,作为一个社会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