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遗产

　　
　　在谈论“伯林的遗产”时，我们不可忽略一点:他本人就得到俄罗斯思想遗产的润泽。作为一个俄国犹太人，他在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前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他留下深刻的冲击。尽管他成年后所处的环境对欧洲大陆的思想运动反应冷淡——英国一贯如此——也未能磨灭他对这个童年故乡再三的反思。

　　随着其国力的急剧衰落，现在俄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迅速减退，但这个最两极化的民族，在其历史上多次戏剧性的奋起与崩坏，常常为人类提供了最极端的图景，迫使人们思考自身的困境。伯林考察19世纪俄国最优秀的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在我看来正是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如何获得自己的解放？

　　毫无疑问，赫尔岑是伯林最推崇的俄国思想家，这个俄德混血的贵族私生子，在常年辗转的欧洲流亡生涯中，极具前瞻性地预言了未来的暴力革命，然而他的主要思想在长时间内都是无人能理解的。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烈地谈论着如何在人间实现乌托邦，但他却冷静地指出，这样的乌托邦即使实现，也必将是暴政，并且他痛恨一切以“人民的福利”为借口，要求人们无条件流血牺牲的乌托邦计划，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罪行。

　　这一观点在一百年后为伯林重新发现，并启发他在《自由四论》中进一步阐发为自己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论点:即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怀疑任何敢以绝对真理为理由、并驱使人成为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工具。以我们日常的生活为例，中国的父母往往许下一个幸福的远景，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于实现这一目标，而这“都是为了你好”。按伯林的观点，这种将人工具化的思维，必然导致专制和暴力，以及自由的丧失。他讥讽这一思维为浅薄的目的性推论:“老年就是年轻的目的么？生命的目的是死亡吗？”

　　因此，人获得解放的途径，应当并不是急切地去救世，而是救自己。伯林征引赫尔岑讥讽1848年法国激进派的名言:他们“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他倡导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反对暴力救世的途径，在他看来，虽然巴枯宁说过:“破坏欲就是创造欲。”但事实上人们在爆发出来时，往往破坏欲远远大于创造欲，并且所造成的破坏常常无法挽回。

　　伯林这本书中漏引了别林斯基一句精彩的格言:“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竟想强行获得幸福。”过于急迫地想要强行获得幸福，将使人们在过程中丧失幸福。这一点伯林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正如革命的问题永远出现在“革命之后的第二天”，自由的问题也常常在自由之后的第二天——正如我们现在某些人，在苦读十年实现梦想之后，变得无所适从。对于一个高度理性、具有自觉选择的人来说，自由本身是绝对价值，但对普通人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并不就是问题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