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剧作家杰森从罗斯基勒音乐节回到哥本哈根家里。她打电话给我。音乐是让她满意的，——她在那里听到的有Roger Waters参与的终场音乐会是她所体验过的最好的音乐会；虽然鲍勃•迪伦这次的演出有点令她失望。然而，对音乐节本身，杰森的感觉是一塌糊涂，她说这一次是她的最后一次参加罗斯基勒音乐节，再也不去了。那里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种混乱中的自私：到处都是对别人撒尿的人、推搡着别人而开出自己的路的人；甚至有人干脆就被人流推倒踩在了脚下，直到杰森她们大声叫停，人流才有所收敛，让那被推倒的人站起来。在音乐节的场所到处都是尿臭；在去哥本哈根的火车上漾满了狂欢后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汗湿气，就好像是在战争期间的逃亡。
在七十年代初罗斯基勒的音乐节是由那些热爱音乐的理想主义者们搞起来的摇滚和流行音乐节，其票房收入中的利润用于人道社会工作和青年社会工作；一年一度，有差不多九万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同志者到丹麦哥本哈根的邻城罗斯基勒来参加这音乐节。它最初是属于青年理想主义者们的，在音乐节期间的宿营地里荡漾着嬉皮士运动其乐融融的博爱；到后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小资神往在这种理想主义氛围中旅游度假。渐渐地参与者们从“以理想主义青年为主”转化为“以神往周末理想主义的小资为主”。所以，在九十年代后，罗斯基勒音乐节的旅游性越来越强。一开始这些小资们还有着一种“洗心革面做几天理想主义者”的态度，但到了这几年，小市民自私心则干脆完全被放纵开了，原先的人际间宽容友爱变成了越来越多地因为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行为而引发出的各种人际冲突。于是罗斯基勒音乐节原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乐园景象就只好成为了一种回忆。
我在九七年参加过罗斯基勒音乐节。那时的音乐节已经具备了一种旅游性质，但是那一年我的感觉似乎要比今年杰森所阐述的要好一些。
这让我又想起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也许一些纯粹的伦理共产主义者们能够为自己构建出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社会。从逻辑上看，如果人们被强制生活在一种共产主义社会规范之中的话，那么，那情形肯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披着共产主义社会外衣的奴隶制度社会。撇开这种奴隶制度社会不谈，就罗斯基勒音乐节这些年来的变化，我也看出乌托邦的艰难：如果一些纯粹的伦理共产主义者们为自己构建出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另一些小资带着伦理浪漫主义的梦想，也想要去加入；但是因为这些小资在本质上不是伦理共产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的伦理浪漫主义使得他们有了一种想 “到共产主义乌托邦中作体验”的旅游愿望；于是他们进入了这由纯粹的伦理共产主义者们构成的乌托邦，这种“进入”本身就是对这乌托邦的消灭，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是纯粹的伦理共产主义者。这样，因为他们的伦理本质，这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也无法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他们那种“到共产主义乌托邦中作体验”的愿望所能够达成的只有一种结果：他们通过他们进入乌托邦的旅游实践而把这个乌托邦消灭了。罗斯基勒音乐节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丹麦克里斯塔尼亚自由城的历史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也许这乌托邦在被建立的这一刻就已经被消灭了，因为参与去建设这乌托邦的人们之中有许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真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个人伦理。
许多小资也会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不具备共产主义个人伦理。这样，让他们去建设一台“理想主义狂欢节”问题还不大，至多是一种度假后的失望；但是如果让他们去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那无疑就是在按照人间天堂的蓝图建设人间地狱，大灾难了。比如说，列宁，这个天才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资，（他和俄罗斯无数不是天才的小资一同把这个世界从一个原有的灾难推进了一个更大的灾难）。
这世上真的有具备共产主义个人伦理的人吗？如果我的想象没有错的话，特雷莎修女可以算一个。扪心自问，在一种集体主义的冲动之下，我想我自己就有可能是一个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小资，所以，如果我拿到一张人间天堂的蓝图的话，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参与去按照人间天堂的蓝图搞建设，建设出来的必定是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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