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前景

朝鲜的处境和作为有时让我想到民国时的土匪，曾被他们绑架的西方人回忆，这些土匪的目的常常倒不是钱财，而是“要在各个方面造成灾难、流血和破坏，这样政府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强大力量，不敢进攻他们，进而最终决定收编他们”[1]。其中有一个云南军阀，在失势后，绑架了几个外国人，以此和督军唐继尧谈判，希望对方能意识到自己造成破坏的能力，进而逼督军让步，使自己及手下官复原职。

当时落入土匪手里的西方人对这一逻辑感到十分费解，因为这和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里的逻辑背道而驰。但在中国传统政治模式里，政府如果无力对付地方势力的挑战，就会变“剿”为“抚”；因此对地方势力来说，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招安”政策的有效策略就是显示自己有足够的破坏力，使政府意识到“剿”的代价太大，从而承认现状。当然，国际政治不是警匪片（虽然美国是“世界警察”而朝鲜是“流氓国家”），国际社会也不是黑社会——但国际社会却和民国的混乱时期一样，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

在这一逻辑的背后，制造麻烦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仿佛自然界中色彩鲜亮的有毒小动物，炫耀自己的力量，警告对手不要轻易进犯它。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朝鲜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政治体制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寻求被西方列强承认为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是近代以来日本、中国等后起国家念念不忘的目标之一。然而问题就在于：按美国的政治逻辑，朝鲜越是制造麻烦，它就越不能接纳和承认这个“流氓国家”为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就像一个强硬的警察一样，他强调的是土匪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条件。

发射导弹的目的之一是引起美国的重视，而美国的目光却主要仍停留在中东。这其中的一个吊诡之处就在于：朝鲜虽然谴责美国的霸权，但发射导弹按逻辑而言却是承认美国的霸权和世界警察地位——很显然，假如美国不是霸权，那么朝鲜的挑战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世界警察，你朝鲜无论干什么，关我什么事？

朝鲜半岛如今的僵局多少是因为双方不同的政治逻辑冲突的结果，但相比起来，朝鲜处在远为脆弱的位置。基辛格在《大外交》说：“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慌。它也同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日的朝鲜，也无不可。朝鲜手里可出的牌并不多，如不进行必要的改革，连维持现状也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即使目前看来制造了一些危机，实际上对手们还按兵不动，后着源源不断，大可将它置于慢性绞杀之中。

朝鲜现在唯一真正的依靠是中国。这一点想来也不是它本身所愿意看到的，在苏联崩溃前，它还可以通过效忠游戏，在中苏之间坐收渔利。对一个效果来说，过分依赖某一大国，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也使自己的外交回旋余地大大减少。不幸俄国现在大为衰落，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的参与不过是各国出于礼貌才发放一张旁观席的票罢了。

六百年前，辽东/朝鲜边境的女真部落在首领李满住（清王室祖先）率领下，介于三大国（明、朝鲜、蒙古）之间，谋求壮大实力。李满住在四十年酋长生活中，管领着不满二千户的部落，不断袭击朝鲜和辽东边民，使两国政府深感头痛，不能不设法羁縻，减轻边患。他的办法是：寇明则亲蒙古，寇朝鲜则又亲明。最终他的失败是同时得罪了两个大国，又不能得到第三者的障庇。这个故事的教训对今日的北朝鲜同样适用。

包括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论在内，大多数人都主张对朝鲜局势以谈判来解决。不过人们同样注意到，北朝鲜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指望通过一两次会谈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这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民国时被土匪绑架的西方人质也注意到，即使“人质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在东方，讨价还价须得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是一场考验胆略的交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技巧，稍一不慎显出急噪而草率行事，就会被认为内心虚弱。结果，谈判必定会拖得更久，而西方人看来理应结束时往往无法结束。”[2]

由于其政治决策不透明，官方声明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语言，人们常常觉得朝鲜的生硬、粗鲁、甚至疯狂，有时反而让人莫名其妙。正如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的评价：“他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不过1980年里根上台时，也曾发出过一系列好战的强硬声明，当时的观察家说：“让苏联人认为他有点发疯了，这正是里根战略的一部分。”按战略学家卡恩的学说，大国争斗犹如公鸡斗架，“没有一个人想与一个疯子挑战”。金正日和内贾德一样，看来都不是疯子，而是精明的现实政治家，当然如果能带来好处，也不妨装一回疯子。

朝鲜半岛的分裂，本身就是人为的结果，是政治力量冲突的悲剧。1950年9月，美国驻汉城大使奥斯汀曾说：“把朝鲜分成北朝鲜和南韩的这道人造的障碍物，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理性上，都没有可以存在的根据。”话虽这么说，但在冷战世界中，改变力量对比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由不得当事人做主。1950年代，鉴于一个统一的德国可能会倒向对方阵营，美苏任何一方也不愿冒险让它统一。

1994年金日成去世以来，韩国经济蒸蒸日上，而朝鲜则陷于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地步，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未来的统一，将由韩国主导。不过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劣势，也使朝鲜对统一的热情大为冷淡。今日的北朝鲜政府，连一些中国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不过50年前，韩国给人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当时的联合国组织对李承晚政府十分反感，指责它缺乏民主，是一个极端野蛮的警察国家。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朝鲜常设委员会还提出建议，不要把解放了的北朝鲜政府交给李承晚。

朝鲜半岛的38度线如今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分界线，比柏林墙更为严密。1953年后的近五十年内，“没有一个人、一封信、一只包裹可以通过这条线”，直到不久前的韩国“阳光政策”后才有所改观。这种长期的隔绝也使一个过早实现的统一具有危险性——如果在2020年之前象两德那样“突然统一”，韩国也将被拖累得付出沉重代价。

一个渐进的、有日程表的统一可能是最好的，但这仍然要取决于大国的意愿。德国在1870年、1990年的两次统一，没有俄国的默认，都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没有这么顺利的。相比起来，朝鲜半岛还没德国强大。支持邻国的统一常要付出代价，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政治短视（如1870年俄国支持德国统一就是），那么就是通常是因为自身足够强大（如1860年代法国支持意大利统一，不担心意大利壮大后反对自己），或者反对的话代价太大、无力承受（如1990年法国支持德国统一）。朝鲜和中国有志于国家统一者都可从这两方面下手考虑。

中国历史上曾处理过类似的边境案例，例如东汉在击败匈奴后，将匈奴一分为二，亲汉的南匈奴接受半独立的地位，内迁至长城下，并协助汉朝打击北匈奴。当有人提议同样接纳北匈奴时，有大臣谨慎地指出，这必将疏远南匈奴。这一历史情形虽然与如今的朝鲜半岛局势有不可类比的地方，但有一点仍是不变的：即中国接近韩国将不可避免地疏远朝鲜。平壤不会不注意到，中俄在与韩国建交后，美日却仍不承认朝鲜；使它颇感心酸的是：中俄在这种局势下企图保持中立以维护本国利益，本身就是对“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背弃。

长远来看，朝鲜半岛是一定会统一的，不过这应当是中国希望看到的那种统一。尽管维持现状对中国有很大好处（一如台湾维持现状也对美国有好处），但为一些短期政治利益而赞成朝鲜分裂则是不恰当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法国一度也希望美国分裂，但“最后，南方战败，它从法国仅仅得到了一些漂亮话。而北方因巴黎采取的立场而产生的怨恨很长时间内没有消除”（《美利坚敌人》）。

就目前而言，维持现状拖延时间是最适当的手段，尤其当时间对我们有利时。不过这种乐观情绪不应使我们忽视这一点：即一个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必然将会有自己更强大和独立的声音，与中国的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多。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例如18世纪末越南内战，南北双方分别借用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势力来相互对抗，最终法国人帮助南方获胜，阮朝第一代皇帝因此对法国人十分友好。但第二、三代（明命、绍治两朝1820-1847）却转而奉行反法政策，开始排外、屠杀教士。一百多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情况，这一次，北越在统一全国后，第二代领导人就开始一反上代的亲华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外力仅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不得不暂时借用的手段，一旦目的达成，就会将之抛开。如果统一后实力上升迅速，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得更快，例如1870年德国在俄国支持下统一，俾斯麦极为感谢，强调两国友谊的重要性，但不出20年，德国的反俄情绪就大幅上升。

朝鲜半岛也并非没有先例。前三国时代，新罗本是朝鲜半岛最弱一国，但与唐朝最为友好。唐高宗时，唐与新罗结盟消灭百济、高句丽，矛盾随之而来，双方一度围绕着如何处置高句丽故地而发生争执，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只是因为唐朝在西北方军事状况吃紧，才作出退让，很快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了疆界问题。

朝鲜由于地形局促，历代常奉行向西扩张的政策。三世纪，高句丽协助曹魏灭辽东公孙氏，使自己和曹魏之间失去缓冲地带，又想占据辽东，结果遭到曹魏的大举进攻，几乎灭国。南宋与蒙古合力灭金的情形也大致如是。将来如果韩国有能力征得中国的默许，统一半岛，则中韩之间也将失去缓冲地带，要保证不出现边界纠纷，中国自身的强大是最重要因素。

1387年，明朝快速进军，降伏了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打乱了高丽拟定的趁元朝衰退向辽东扩张的计划。1388年，高丽主战派决定出兵，从明军手里夺取辽东。但统军将领李成桂极力反对，在意见遭否定后，断然回军发动政变。四年后1392年，正式废黜国王，改号朝鲜。――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迅速有力的措施、稳固的政治力量及其震慑效果，是确保中国与统一后的朝鲜边界稳定的基础；而边界的稳定又常常是国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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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on Laudeen, In the Grip of Bandits and Yet in the hands of God, US,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