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族爷跃君与我的族弟彦杰二人找上门来，要我出面和老家郝村镇上的一位副镇长打招呼，让该副镇长下令，指派专人帮跃君查一笔交公粮的旧帐。
跃君虽说是我的族爷，可他年龄并不大，45虚岁，大我两岁。八年前，他承包了200亩三类地（浇不上水但地力尚可的那类），我帮他办理了变压器安装的批准手续。
跃君是我们姓氏老祖宗那村（綦庄）的人，彦杰则是我老家本村（大庙）的人。两村同为著名的集团村徐屯的行政村，两村只有一条干渠相隔，相当于大城市的一条马路相隔的样子。
一、为打官司要查票
跃君很有魄力，把别人不愿种的200亩三类地包了，通了电，打了机井，投资了十几万块钱。由于他一贯的敢干更敢说的性格，村人们都叫他“大煽”。在我看来，村中还是缺这种“煽”劲，毕竟跃君是敢说敢干的那种，把200亩三类地给搞成了一类地。不唯如此，他还通过村民海选当过一任村委会主任。前几天，镇上又要在他们那个派系林立的村搞换届选举，结果一听说他再次参选，就悄无声息地终止了。彦杰一直想参选一届我们村的海选，可是大庙村已经有三届没选举了。他们两人来找我的附带目的也想听一下我对村民选举的看法。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跃君不算一个合格的（农业）企业家，他的收入基本上分三方面开销：（一）置办农机具——这很好；（二）临时雇工的工资，他比别人的标准都高（别人日工20块，他给25到30）——这概由于他的“煽”劲所致，够不上精明的商人；（三）维护各种关系的支出，乡镇方面是最多的一块——有时还得请治安警员吃一顿。
他最近的问题出在了承包合同上：原来出租土地的那些农户一见种地不交农业税了又有了补贴，就想反悔，告他骗签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事实存在，但把合同期由30年给缩短为17年，并且要付给原出租人每亩每年170块钱的补助。
原来的担（农业）税、担（各杂）费的承包变成了微利经营，他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法院——沧州中级人民法院。
在整个纠纷过程中，作为农村管理机构的乡镇并没参与。现在，跃君需要乡镇帮忙的只是查找并复印一下2003年的几张公粮凭证，因为那些出租户的交粮收据上都有注明，表示他替他们交了几口人的——出租地那部分。
按理来说，乡镇上早知道他承包了一大片土地，他拿出一审判书，就可以查告他的最后几个核心户（原来40户，后来只剩了5户）的2003年交粮凭证。可是镇财政所的人说，非有兼任所长的副镇长亲自监办不行，而副镇长此时却在内蒙做建筑工具租赁生意。
跃君与这位副镇长一起吃过饭，席间涉及人际关系，自然提到我。我是这位副镇长的师兄——他晚我数年毕业于沧州财留学校，当年我在农发行当专职农业信贷员与分片粮食信贷员（还兼有行里信贷审批小组成员）时也与他多有工作上的联系。
既然跃君来了，我就得帮忙。按中专校友通讯卡（塑封的，每年有专人发）上的手机号与师弟联系。接电话后，他一口答应称指派两位会计专门办理。
我不认识那两位会计，但还得与跃君彦杰两人一同去办。
二、耐等一天，出租车接人
我的那位师弟在内蒙做生意，一不违规、二不犯忌。前些年“干部不许经商”的说法早成了老黄历，现在镇上用不了那么多人，又没法一下子裁员，人们就实行轮体制。当官的可以轮休上一个月，职员们则可以轮体上一个星期。甚至还可以互换轮休期，攒长了假期，好干点生意。
半休闲，半上班，真是个惬意的差事！
这种情况，我早就听说过。我的另两位都有相当职务同届中专同学的太太也在乡镇上班，一个是从教育系统调入的，一个是从供销系统调入的。两位同在市内的镇上上班，三天轮休一次。起初听其中一位如此说，我还有点惊异。细细想来，镇上的头头儿如此规定也不失明智：你来上班要喝我的矿泉（或纯净）水、用我的电（如夏天的电扇、空调），来得越少，费用开支越小（人手少了，好多部门就合在一块）。再说，对于轮休人也是个很大的好处，既便你闲着不做生意，呆在家里可省许多交通费。比如，其中的一位离镇政府较远的，有一部摩托车，每天3个往返，要10块钱的汽油钱，也就是说每月800块钱的工资中要开支200多块钱的汽油钱…
跃君一定要找的那位关键的管帐会计，看来有些背景，工资在乡镇开，大部分工作都为（中共）市委宣传部作事。大概相当于“借调”性质。既然“借调”，就得好好干。跃君与他通完话后，他称已经接到副镇长电话，现在就回乡镇去办理查帐事宜。我们三人从我家客厅起身按他指定的市政府门口去接他，时间也快11点，准备到镇上办完后，请他及有关人等吃一顿。不到500米的路程，走着就去了。可走到半路，跃君的手机响了，会计说：他要去沧州报社，去跑一个姓孟的副市长讲话上头版的事儿，今天没空，明天上午再说。
三人往回折，我的意思找个地方吃碗面条，他俩回去，我赶快写作。跃君是个直爽人，一定请我吃一顿。他是长辈又有几个“小钱儿”，我说：“吃面条，我请；下饭店，你请。”
点菜基本由我控制，不打算超过一百块，结果花了84块。吃完饭，跃君再联系，联系完后指定我明天七点前去市医院门口等那位会计，并说好出租车费由他算。另外，明天中午在旧县城交河镇上（在办事镇的南面10公里，很繁华）吃一顿，计划开支300块以内。
彦杰也给我施加压力：“大煽爷爷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如果不是咱们一綦家，我俩早就拜盟兄弟了！”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了，我在6：55打了出租，准时赶到市医院门口接到会计。7：30在交河镇接到了一位有郝村镇政协主席职务的人。他很客气地说：“是彦臣兄弟吗？”
在我客气地答应后，再没什么话可说。他便和会计侃起最近（中共）泊头市委换届的事情，什么人不在常委了，什么调走了，云云。
车过我们老家村边，跃君上了车；彦杰则准备在11点在交河给我们一行人定好餐馆。为了不致使同姓家族里人际关系复杂化，我没回村，并重申既定原则：只帮查帐，不管官司进程。
三、带回两位休闲职员
乍进郝村镇，一眼就看见仿古建筑的镇政府大门楼，彩漆掉得让人难受，活像个聊斋中的荒郊野庙。镇政府大院里除了一个看门的老者和几个准备办理查帐事宜的人，再没有其他人。书记与乡长的轿车，显然也没在院里。他们双双轮休吗？
在查帐的空隙，我开始和出租车司机侃价。起初说单程50块，因为政协主席有家务事（太太去打麻将了，让他蒸一锅馒头，来时面就发好），中午午吃饭的事就免了。我也不准备回村，出租就成了返程。出租车司机在闲谈中，了解到我为出租司机行业写过维权的文章，很高兴：“你看着给吧！”
“70块怎么样？”我说。
“行。”我递给他从跃君那里拿了100块钱，找回的30块我暂放我口袋中。
查完帐后，财政所的一位值班的小伙子在所里的复印机上给复印了票据。跃君满脸感激，并表示歉意，说：“今天都没空儿，改日我一定请大家吃一顿。”
稍后，跃君说给其中某位买条烟，以示谢意，让我给制止了。
返程时，搭车的人多了两位：一位是开始轮休的女职员，她要到市里狂商场；一位是要跟那位会计到市政府办事的男职员。一个小小出租车上，不算司机，挤了6个人。我和跃君挤在副驾驶位子上，把剩下的30块钱塞进他的手提纸兜里。好在，他与政协主席先后中途下车，才使我们松快了一点。好在，出租车司机没表现出一点不快来。
9点30分，我顺利返回家中，重新摊开资料，写作。
结束语：农民需成本更低的政府
起初，我们爷仨算了一下账，准备用400块钱办下这个事来。一是，出租车100块，来时租一个50块钱的，吃喝完后再租一个50块钱的；二是，吃喝费用打到200多至300块，其他饮料、烟钱也在这300里。
等查完帐，粗略一算，花了约为200块钱：吃饭84块，出租车70块，跃君和彦杰去市里的往返交通费44块（长途客车费20元、短途出租车费20远、市内公交4元）。
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办公费用转嫁的过程。按“正常”来论，他从村里骑摩托车去办理，往返成本有5块钱足够了。当然，他愿请镇上的人就近吃顿饭也就100块钱左右（相当于把我们爷仨吃的84块转到与乡镇人员一块吃）。但是，当下这种无奈的“休闲乡镇”管理办法，总体上还是减少了多数农民的负担。——他们不能再为自己庞大的费用去敛钱，动辄抓人与扣押财产之类的。
就效率原则与道德原则来说，“休闲乡镇”显然只是个过渡办法。进一步的解决则是“两步走方式”：
（一）把现有的乡镇闲置资产变卖，收入分到所辖各村去，或补贴某一个专项上去。如深浅井配套工程，专门补助浅井费用，因为这个地区浅层微咸水含量丰富，应鼓励深浅井配套体系。
（二）尽快地取消现有乡镇构架，在村民充分选举村委会的基础，实行联村自选，实现乡自治；不如是，近期内鼓吹的县乡直选也没多大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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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4日初稿
2006年7月15日改定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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