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做爱情的难题”

《琴声如诉》,[法]杜拉斯著,王道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18.00元。

  凌越(诗人)
  
  在许多读者看来,玛格丽特·杜拉斯首先是《情人》的作者。在我看来,和《琴声如诉》情感上的节制和冷峻相比,《情人》不过是一部感伤而任性的通俗读物而已。《琴声如诉》是1958年出版的,其时杜拉斯44岁,是她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传统小说固有的许多要素都被她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在感受的关注,因而杜拉斯也被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视为“新小说”的一员,尽管她从来就不是“新小说”热心的参与者。这是一部激情洋溢的作品,只要你不把激情简单地理解为歇斯底里,有时候隐忍不发反而蕴藏着更大的激情。

  小说情节很简单: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是外省某海滨城市一家企业经理的年轻的妻子,每星期五带孩子到一位女钢琴师家中去上钢琴课,女教师所住的公寓楼下面有一家咖啡馆。小说开始,在孩子上课的时候,楼下咖啡馆发生了一起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他所爱的女人。下课以后,安娜看了咖啡馆出事现场,之后的一段时间,安娜又不断来到这家咖啡馆,每次都会遇见一位蓝眼睛青年肖万,并和他聊天,他们从情杀案谈起,模模糊糊地又带出自身的某些经历和情感。小说的主体其实就是二人的谈话,众多的信息——包括两人的身份等,都是在谈话中隐约透露出来的。

  杜拉斯关心的就是情感本身,或者按她的话说就是“那个叫做爱情的难题”。情感说到底是无形的,最拙劣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无疑就是“直抒胸臆”(某种程度上),就像后来杜拉斯在《情人》中冒险一试的那样。在《琴声如诉》中,杜拉斯为情感找到了合适的载体——对话。小说一开始就是对话:“‘琴谱上写的两个字,你念念看?’钢琴女教师说。”此后对话完全主宰了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当然是安娜和肖万的数次对话,而且这些对话显然独具匠心。对对话的描写,使杜拉斯“安全”地将笔触控制在事物的表层,许多评论都认为《琴声如诉》着力刻画心理,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他想”或是“她想”,所有对心理的刻画都是通过对话和行动折射出来的。——这当然是更高明也是更谦逊的做法。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你对“表层”越是倾心描绘,你越是容易达到理想的深度,作家如果试图直接按照自己的有“深度”的思想去图解反而会显得傲慢和浅薄。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杜拉斯说:“它不提出任何说法,不作任何解释。”“它”当然是指小说。

  《琴声如诉》中的对话——或者说安娜和肖万的对话还自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含蓄和躲闪。因为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安娜和肖万并不熟悉,当然通过对话,我们知道肖万上一年六月曾经作为冶炼场的工人代表,去过安娜的家——别忘了安娜的丈夫是工厂的经理,“在您一半袒露在外的胸前,戴着一朵白木兰花”,可是安娜对此却是完全没有印象;而且他们的谈话自始至终都被小说家安排在咖啡馆这个公众场所进行,屋外玩耍的孩子、一边打毛衣一边不时偷觑两位主角的老板娘,还有咖啡馆里的顾客,成为自觉不自觉的监视者,使得两位主角的谈话更加暧昧难明。

  新小说作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限定自己的叙述视角,罗伯-格里耶就曾在《新小说》一文中攻击巴尔扎克小说中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是上帝,“只能是上帝”,接着又自豪地写道:“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像,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他受着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书本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琴声如诉》显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小说不仅出自个人的视角,而且这个视角本身在小说中又受到多重“监视”,因而小说人物的对话和他们的心理之间平添了一道障碍,他们的对话因此只能似是而非,有时候甚至显得前言不搭后语,可是对话之间的空白和断裂正是杜拉斯心之所系,而在这个看起来有些局促的小说空间中,杜拉斯被证明是一位有勇气的智慧的作家。所谓戴着镣铐跳舞即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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