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身分，我叫吴幼明，1974年出生，警号湖北005676，一级警司，现为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民警。我1994年参警，先后在巡警支队、下陆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等单位工作过。公安机关以前长期被称作国家专政机关，国家的暴力机器，我在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半军事化管理的公安机关里工作了十二年，这种体制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
然后我想说说我个人又在体制下作了什么。2000年我个人创办了一份民间刊物《水沫》，经过六年的坚持，《水沫》一共出版了11期，另有三册特刊出版，在社会上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影响。我是一个警察, 这点常常让人觉得奇怪, 国家体制机器的一员为何却业余从事看起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写作？还编辑出版一份没有合法身分的民刊？其实, 我做《水沫》主要是为了收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和思想界的多元化声音, 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
从90年代未开始, 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度发展时期,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人们的观念越来越趋向于统一, 那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将所有东西甚至自己的身体资源都可以转化为商品去出售。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思想家们在思考创作；我想编辑一本综合性民刊来收集这些地下的多元化声音, 并努力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为我们身处的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留下一些记录。
作为《水沫》的唯一编辑, 我没有一个统一的选稿标准, 我从不判断某个作品好或是坏, 很多观念绝然相反的作品都出现在《水沫》之中，这引起一些人对我的置疑。而我认为, 重要的是作品里是否有作者的思考, 是否准确的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碰撞, 是否具备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比如在2002年出版的《水沫》6期中,收入了16岁的天津女孩李逃的三首诗, 其中诗歌《慌乱》的全文是”我怎么才能坐的塌实/我心里揣着危险的种子/我可以点燃一根香烟/也可以点燃一座房子”, 这首诗将她那个年龄段女孩的迷惘冲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后听说李逃进了精神病院, 我至今还没把《水沫》6期的样刊寄给她, 因为联系不上了。在同期内, 还有安徽诗人管党生的一首诗， “16大要开了/看来要换人了/换什么人/换上那个眼神呆滞的人/还是那个看起来经验丰富的人/这并不重要/汽车的部件出了问题/换司机有什么用/何况是近期繁殖的司机” 。这期杂志在上海, 一个原学潮参与者读后,当时就傻了。他89年后政治上受了打击万念俱灰, 在上海作着一个不问世事的小公务员；他没想到中国居然有人写这种大胆的 “反诗”, 更没想到还有人将这诗编印传播, 还毫无顾忌的公开自己的联络地址。事实上《水沫》并不强调政治上的对抗, 我同样用过文联干部、中共党员诗人的作品；我认为你所反对的就是你将要成为的。我不想让任何一种声音在《水沫》中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我更重视的是各种声音出现的社会背景。
中国历来出暴民与顺民, 更多的是两者的混合体, 太平时当顺民, 一有风吹草动乌合之众就纠合成为暴民。在这种不健康的民族精神氛围下, 永远缺乏一套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话语系统, 没有一种对社会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反思的力量；要么是百忍为安, 要么是官逼民反。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象宋江那样受招安；二是象朱元璋一样取而代之作皇帝。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从秦朝开始就没有一种真正的进步, 永远在来回旋转。包括毛泽东, 他在革命尚未成功,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就发表了《沁园春·雪》, 词中以”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自比；可见毛后期走向个人极权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也走不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怪圈。《水沫》所要作的就是努力超越政治这个体制约束, 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最大可能性。我从来不赞成任何盲目的愤怒, 我认为理性的去做一些民主表达的实事更有意义。
我的理想是让《水沫》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期待的不是读者对《水沫》的认同, 而是期待着有更多反对和争鸣的声音参与进来，”不认同” 才是《水沫》的精神。我想用民间的声音去一点一点消解官方媒体的众口一辞, 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尽一份力量。不管前方是否存在着危险, 我想我会一直坚定的走下去。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就是2006年1月5日晚我以真名和真实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为什么交警都热爱罚款》一文，文中揭露了我在黄石市交警支队黄石港交警大队工作期间，大队长谢崇明给黄石港交警大队的每一个路面民警制定罚款任务的事。当时的罚款任务为：每名民警月纠章量不得低于180起，平均每起纠章的罚款额不得低于50元（这样每名民警的月罚款额就不能少于9000元），否则就要按比例扣民警的月百分考勤。 根据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我对谢崇明的这种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抵制并上书黃石市交警支队政治处和黃石市公安局局长王庆华反映情况，后来的结果是我被调离到离家很远的郊区派出所工作。此文发表后我接到了全国各地600多个网友（其中包含50多名警察）支持我的短信、电话和邮件，有24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电视、报刊、网络、电台）与我联系过，《我爱摇滚乐》杂志刊登了我发在网上的帖子全文，《南都周刊》就此事发了一个专访。
其后我又写了《罚款任务猛如虎》、《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两文，在网上同样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其中反响最强烈的就是我的同行和其他基层公务员们。可以这样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公开公安机关领导给基层民警下达罚款任务的警察。此前有不少民警用匿名的方式在网上讲述了罚款任务的情况，2005年湖北省随州市的几十名交警还集体到湖北省委上访，抗议随州市交警支队领导给民警下达月罚款30000元的高额罚款任务，此事导致了随州市交警支队长被撤职；但这些民警均没有以自己的真实身分向公众公开罚款任务的内幕，所以他们这次上访事件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之中。
我为什么会在参警12年后的2006年通过网络媒体向公众公开罚款任务的内幕呢？我20岁参警，在一个纪律部队里，一个人很容易受到群体性价值观念的影响，就象一只生活在蚁群中的蚂蚁，每天都和同伴们一起忙碌工作，却从未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在巡警队时，我认为听领导的话积极工作要求进步才是好民警，对领导制定罚款任务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1996年调到了派出所，我的思想渐渐起了一些变化，但在行动上没有改变。我在派出所里是创收骨干，抓嫖抓赌、处理治安案件都是把好手。1999年我调到交警，日常工作中几乎以罚款为主要任务，领导们也单纯的以罚款数额来考核民警们的工作量，我渐渐地对罚款任务越来越反感。在大多数月份里，我还是完成了罚款任务, 也有未完成任务而被大队领导扣钱的日子。从2004年开始，我开始自觉对领导制定的罚款任务依法予以抵制，每个月都主动不完成罚款任务，对领导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下这段对话是我接受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郭嘉轩的采访时说的：
郭问：”作为交警，你在工作时就要对违章司机开罚单，你上班不开罚单，就象工人上班不生产一样，这明明是不作为，你怎么还说自己是个好警察呢?” 我说:”警察和工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工人不生产, 他就是不作为; 而交警是公务员, 他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人民, 他并不是只对大队长个人负责, 他不能盲目听从大队长的违法指令, 然后去不折不扣的完成。我1999年调进交警，那时候的月罚款任务是3000元，后来涨到4500元，现在涨到了9000元，权力的欲望是会无限制澎胀下去的，领导们永远也不会嫌钱多得花不完。这就象飞驰的汽车一样，如果不停的加油门加速度违章行驶，最终只会车毁人亡。只有出现了像我这样拒绝大队领导的违法指令（不合作）的民警，这个队伍才会有反思和减速的可能。换句话说，我就是交警队伍里的刹车装置。如果黄石港大队里没有我，这个大队的月罚款任务早就上升到15000元以上了，我们城区就有个大队给民警订的月罚款任务是20000元；还有个大队的某民警，月罚款额达到52000元。”
郭问：”为什么那么多民警不说出这个事实，而偏偏是你说出来呢？”我说：”黄石市八年没有公开招警，民警队伍普遍老化，交警队里大多数都是40岁左右的民警，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家中是家庭的顶梁柱，同时他们大都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如果脱下这身警服，一个月500元都挣不到，警察身份就是他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保障，不当警察，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你让他们站出来反对领导的指令，这是强人所难，他们根本不具备反抗领导的实力。而我还年轻，也具备一定的谋生能力，如果脱下这身警服，还有把握挣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敢站出来说话，那么这个体制中还要等待谁来说出这个公开的秘密呢？”
虽然新华社、《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均未刊发，但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当初发贴时我都作好了被体制开除出去的准备，现在这结果让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时代在进步，体制的宽容度也增强了，象我这样公开抵制领导违法制定的罚款指标，公开揭露体制问题的民警居然还能在公安局里正常工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早己不是某些人或某个机关能一手遮天的年代了。谁有能力将民主与法制的时代巨轮逆转到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话的文革时代或大兴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没人敢讲真话，万马齐喑的沉默世界决不会是个和谐社会。只要我还留在公安局里工作一天，就可以让更多的民警们看到希望和新的可能性。其实体制并不像他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强大和不可对抗。
我以上所说的两件事例，只是想说明：体制下个人的能动性，个人选择的空间和权力都很大，就看你是如何去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没有能力与体制对抗，正是他们的这种想法才造就了体制的强大。体制并非铁板一块，体制同样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千万人的沉默和顺从才给了体制以力量去压抑他们自身的能动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力量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体制，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能力改变自己。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尽自己的责任和能力去凭良心办事，讲真话，体制就会被改造的更和谐也更合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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