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勞改隊里的瘋子們(二)

勞改隊里的瘋子們(二)
—— ——歐文芳、楊朝林
齐家贞
歐文芳從我六三年六月到二監起,一直在蹲小監,直到六五年末上面放她到了我們小組。
歐文芳約四十出頭,是我們中隊唯一一個留披肩長髮的犯人(這樣的長髮,當時社會上也很少見)。她個子高起碼一米七,不胖但骨架子大,腰身板直,走路硬挺,一付雄糾糾的架式。歐文芳臉長鼻窄,眼神凝固,多肉的上眼皮使眼睛看起來很凶,寒光四射,無人接近她。

有人說歐文芳是特務、歷史反革命,解放前是“裕豐紗廠”的工會負責人和婦女主席什麼的。已經入獄幾年?刑期總共多長?無人知曉,無從查考,只知道她在獄中的資格很老,說不定解放不久,她就進來了。
在當了這麼多年的階下囚之後,歐文芳身上仍然浸透了盛氣凌人的威風,可以猜想出她當年確實是個當官的而且來頭不小。她從來不屑與小組任何人講話,從不看人,目空一切。來到我們小組后,她根本不理睬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五固定”的監規,一個人想走就走,想來就來,害得她的前后“五固定”屁滾尿流地攆著跟她,一旦歐文芳出事,要拿她的“五固定”是問。

歐文芳那種滿身長刺與眾格格不入的德性,沒人能同她講話,更別提講理了。我曾經試過一次想同她交談,一來她四季豆不進油鹽根本不聽,二來就算她回話,講出來的話同她寫的東西一樣,沒人能懂。中國人聽不懂中國話,這是很奇怪的。我經常在猜想,歐文芳可能自己發明了一套語言系統,我們聽不懂她的,她也聽不懂我們的。
歐文芳屬于另外一種犯人,她從未在小組政治學習時發過言,隊長似乎也奈何不了她。

她并非完全不講話,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大家都在監房里忙自己的私事,歐文芳坐在床上一個人同她身邊我們看不見的人們,用我們聽不懂的語言聊天,聊得挺熱鬧,時而她還爆發出由衷的大笑,眼睛朝四下里張望,好像在征求她友人們的意見。不過,歐文芳即使在笑,臉上也從未露出過溫存。我有點怕她,對她避之唯恐不及。

那年冬天,歐文芳用她一床桃紅色的化纖鋪蓋面子給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襖。這床被面,是她每月存的零花錢請事務長買的。她坐在床上,裁剪時完全不用剪刀,用牙齒咬,用手撕,撕咬出了樣份后再用針線縫制。我看她瞪著眼睛咬緊牙關撕咬被面的模樣,內心里的恨意一目了然。

新棉衣除了尺寸稍小,穿在身上有點緊繃繃之外,整體看來很是像模像樣,在整齊劃一籃黑色的犯人群裡,歐文芳的紅棉襖走到哪裡哪裡亮,熠熠生輝。她是不是想借喜紅色除掉霉氣,這我無從證實,從她的眼神和她的行動看,我相信,她早就瘋了。

一天,隊長交給我三四張歐文芳寫的東西,要我翻譯出來。寫的是中文,卻要人用中文翻譯,這很奇怪。
我不是沒見過歐文芳寫的東西,從來認為那是她在信手亂畫。這次隊長叫我翻譯,我才第一次用了心。
歐文芳的字寫得不好,可能只有小學文化。但筆劃工整清晰,行矩規格,也打有標點符號,個個字我都認得,就是不懂她在講什麼。我遞給小組幾個識字的犯人看,大家都搖頭。

星期日得空,我坐下來靜讀,數遍之後豁然開通,我讀懂了它。

原來,它除了嚴重的文句不通外還夾雜了超乎尋常之多的錯別字、同音字、近形字,這就把本來難以讀懂的文章攪得更加一塌糊涂。要不是打有標點符號,沒有人會認為它表達任何意思,只是文字的隨機排列而已。詳細內容我已記憶不清,主要的是在謳歌她的家鄉──大巴山。

我從歐文芳寫的文章裡,第一次聽到這個地名。她用極其直白朴素的語言,描述了大巴山美麗如畫的景色,她家的巨大的住宅和周圍的田園。記載了房間的佈局,傢俱的陳設,財產的豐厚,甚至帳房的帳本和記事薄都在她的文章里提及了。

透過這幾張紙,我感到了這位大巴山的女兒對家鄉的深情與懷念,我見到了一個和我們平時認定的冷漠凶悍截然不同的歐文芳,一個充滿柔情和人性的女人。

我把這幾張紙上所有的錯別字同音字近形字逐一糾正“翻譯”出來,交去了隊部,當時我很為自己的“聰明”得意,也滿意自己沒有辜負隊長的信任。

但是,很快我就後悔了。根據她寫的情況,歐文芳的家庭可能是個大地主或者大官僚。一個在這種家庭長大的女兒,懷念她的家園,把她的家產一一記在紙上,特別是帳本和記事薄在文革中都被認為是變天帳,都是在不甘心失去的天堂,期待有朝一日反攻倒算。

七零年八月下旬,我離開墊江東印農場回到四川省二監,對歐文芳後來的情況不清楚,似乎她並沒有公開加刑,但是一直關在牢裡。

由於歐文芳平時絕不與人交談,交談也無人能懂,她也絕口不說有罪無罪之類的反動話,很難抓住她反改造的把柄,因此,這篇“翻譯” 很可能被上面作為加她刑的根據。

歐文芳寫的這幾篇紙,我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撒一個天衣無縫的小謊︰“我也看不懂”,既不損人也不害已,何樂而不為,我幹麼要逞能出風頭,討好隊長,加害歐文芳。每當我回憶監獄裡的日子,這件事就跳將出來要我面對。

下面我講楊朝林。

我到省二監勞改四隊不滿兩個月,那天,又來了一個新犯。韓明珍急急跑來,在第一時間里向我報導,你記得嗎,我在看守所提起的那個吃屎喝尿的瘋子楊朝林,今天送來勞改了。

“自然災害”時,韓明珍從農村流落到城市,以偷扒為生——重慶人叫三只手,與我在重慶石板坡看守所相遇,后來她給判了五年刑,比我先去勞改隊。

這個韓“三只手”好像特別愛讀書,經常請教我報上的生字,在她眼里,高中生就是高級知識分子,對我特別好。她有一手絕技,捉頭發里的虱子,經她清理,不僅頭虱掐死光,連虱蛋也一個不留,真的是斷子絕孫了。凡是從其它級別更低的薪風號、李家砣等看守所送來的女犯,幾乎個個頭上都有這種小動物。要不是韓明珍買我的賬,答應我的請求幫新犯花好幾小時捉虱子,我們房里的老犯新犯沒人會睡得清靜。

她告訴我,在薪風號,她可憐楊朝林,幫她抓過虱子,因為那里太臟太擠,今天抓完,明天又長。她說這個犯人楊朝林很扯(滑稽),她吃不飽飯,肚子餓就吃屎喝尿。如果那天的稀飯清,她就拉屎,把屎架成十字形,混在飯里吃,如果那天的稀飯黏(稠),她就拉尿和在稀飯里喝。

我親眼見韓明珍捉虱子的絕技,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吃屎喝尿的人。不要胡扯,我說。韓明珍急了,我是親眼見。好,你不相信?她和野男人一起把自己的老公殺死了,你肯定在勞改隊里看得到她!
大家都認為,我也和殺人犯一樣,是肯定要判刑進勞改隊的。真的,我和楊朝林在省二監勞改四隊碰了頭。

那個野男人已經槍斃,楊朝林是幫兇,判刑十年,也分配在我們打包組——包裝和搬運男犯生產出來的鍍鋅鋼絲。打包組活動的范圍三點一線,鍍鋅車間、打包房和庫房,適合新犯,難有機會逃跑。

我對楊朝林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付顯而易見的病容。她臉色很蒼白,蒼白得五官的線條都變得模糊,蒼白得嘴唇的唇線也看不出,連笑的時候露出的牙齦也是白色
,說她是一具行尸走肉,一點也不過分。楊朝林身體高而瘦薄,胸部平板無肉,穿着一件寬大的麻灰色外套,里面像是撐了個衣架。

楊朝林的麻灰色外套全隊出名,不但因為她從來不換洗,而且因為這件衣服與眾不同。衣服的左胸她繡了“楊朝林,女,二十九歲”三行字,右胸繡着“萬能勞動衣”、“私人的”兩行大字,整個衣服的下沿吊了一圈兩寸半長的纓子花邊。如果有人奇怪她的舉動,她就會耐心解釋,這是為了不忘努力勞動和防備衣服被盜竊。
楊朝林講的話與眾不同,既不是重慶話也并非國語,是南腔北調的夾沙話,你無法從口音上判斷她到底是四川省的哪里人。

這位穿“萬能勞動衣”的女犯,勞動真的非常賣力,而且一律詳細記錄。記錄方法從低級的褲腰帶打結,到扔紙團數數。由於解腰帶結太麻煩,而有的犯人又惡作劇,把她藏在角落里的紙團扔掉,抹煞了她的功勞,最后,楊朝林改為用鉛筆和紙作記錄,對此她非常有耐心。“揹一百斤重鋼絲,從打包室走出,直行二十五米,進庫房,左轉十二米,右轉三米,放下。”後面打正字,一包畫一槓,換了路徑方向,又換寫一行,“揹一百斤重鋼絲,從打包室走出……”。這些都是她打空手走回打包房的路上寫的,我們乘此透口氣,楊朝林乘此作記錄,邊走邊記她不影響跑的次數。

我們要看看她的“記功薄”,起初她像孩子偏偏身子表示不愿意,我們說看了好向隊長匯報你的勞動有多麼出色,她嘿嘿笑著拿了出來。我們夸獎她的字寫得好,這個說她寫的是仿宋體,那個說是楷書,她笑得很開朗地說:“你們沒看出筆畫都有點彎嗎?我寫的是飄浮體。”

平時,她是不會與我們攀談的,我們與她也聊不起天,只偶爾拿她取笑,她脾氣好,從不生氣。除了記錄勞動成果外,楊朝林就是不停地講話,是講給自己聽,見啥講啥。“太陽太陽你像個汽球,害得我三年沒得自由”,“鳥兒鳥兒我羨慕你,東飛西飛找吃的”……常常一個人嘰嘰咕咕不知所云,說得聲音嘶啞,說得嘴唇起乾皮。
楊朝林蒼白的臉色,使人相信她時時處於飢餓狀態,隨時可能暈倒。可她好像沒有頭腦,完全不懂得顧惜愛護自己,反而在盡其所能地自我消耗,她搶在每個人前面玩命地做事,利用每分每秒鐘作記錄,稍有空閑她就不停地自言自語,好像在抓緊時間摧殘自己……很難理解這一切是為的什麼。

我們犯人每天辛苦勞動之后,都是以喜悅的心情盼望着晚餐,無論如何,它總比早、中餐好,有菜還有湯。可是,吃過晚餐,飯、菜、湯一掃光之後,楊朝林的肚子還是同樣地朝里癟,好像什麼都沒裝進去。我發現她放下碗后,死盯住別人的碗,張着嘴專注地看別人吃飯,臉上布滿羨慕而失望的神態,由此,我猜想楊朝林或許是希望通過努力勞動,得到干部的優待。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六二年秋,官方宣布“自然災害”已經過去,其實它還在監獄裡繼續,像多米諾骨牌,最前面的已經倒下,最後面的還要站一陣。 大多數犯人生活上是沒有外援的,有的人起初有,時間長了也不會有了,所謂“久病無孝子”。有的家屬偶爾送點吃食,那點東西不夠沾牙齒,還是得靠監獄裡給,按國家規定給多少吃多少。每月每人菜金是死的,三元五角,米錢按定量發(當時米價每斤是一角四分二,乘以定量就是糧錢)。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在四隊僅有二人,鍍鋅車間設計及運作的總工程師反革命犯陳新光和犯人醫生蘇傳璧,他們的零花錢是一般犯人的兩倍(普通犯人根據表現每月一至二元,女犯有五角錢草紙費),打牙祭他們吃雙份肉。這種好事絕對輪不上楊朝林,楊朝林的肚子永遠沒有鼓起來。

男女犯分開,我們搬到女犯三隊后,打包組撤消,楊朝林回到刑事犯小組同她們一起搞擔抬,我與她再也沒機會接觸。直到她與其他一百多名女犯一起調到苗溪茶場時,她的臉色還是驚人地像死人,還是穿着那件萬能勞動衣,還是窮盡己能地勞動、不停地自言自語,像在攆着自己快快把精力用完。
且不說楊朝林在看守所吃屎喝尿,就是到勞改隊,沒見她吃屎喝尿了,她的舉止言談都相當不正常。我更傾向於相信,她的神經已經出問題。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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