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俄罗斯文化年。5月23日，俄罗斯作协向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蓝英年颁发了首届高尔基奖奖状，以表彰他在俄罗斯文学翻译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奖后蓝英年提笔写下此文，回忆他接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经历，并提及对俄国、苏联文学的看法。
最初接触苏联文学大概在1947年，上初中的时候。读的第一本书是别克的《恐惧与无畏》，莫斯科出版的中译本。班上不少同学都读了。书中讲述红军营长如何训练保卫莫斯科的新兵。我们也向红军学习，夜间不睡觉，跑到山坡上训练，结果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2005年初中老同学聚会，岁月如流，已经过了五十七年，但大家还都记得那次训练。可见那本书对我们影响之深。后来又读过《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但这还不能算我迷上苏联文学。与其说我迷上苏联文学不如说迷上俄国文学，但那是建国以后的事，我已经是高中生了。
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译文丛书，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六部小说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和《“巡按使”及其他》，还有冈察洛夫的《悬崖》等俄国一流作家的作品。我对果戈理的作品尤其喜爱。一次到医院看病，随身带了一本《密尔格拉得》。我坐在大木椅上看《两个伊凡吵架》，完全被小说吸引住了，护士两次叫我，我竟没听见。后来又读孟十还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对果戈理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屠格涅夫的小说也读得如醉如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屠格涅夫小说的热情逐渐减弱，而对果戈理仍一往情深。大学毕业后能读原文了，我读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1980年我重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因为孟十还的译本中有不少错误。我的译本重印了三次，说明不少人与我同好。我还译了《回忆果戈理》，选自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对果戈理了解得自然多些。
1990我年参观果戈理故居的时候差点“闯祸”。我们从狄康卡乘车到果戈理故乡瓦西里耶夫卡。进故居由讲解员小姐讲解，她完全按中学课本讲解，比如讲《死魂灵》就讲“地主画廊”，等等。课本大概还是三十年代编写的，一成不变地重复六十年前的内容，非常乏味。我问她:“请问小姐，果戈理母亲出嫁时几岁？”她愣了一下，涨红脸，生气地回答:“我不知道。您提的问题对理解果戈理创作毫无意义。”我说:“像您那样重复中学课本同样毫无意义。”周围的人支持我说:“你讲的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我建议她读《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和《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这两本书。我的话伤了她的面子，她从未听说过这两本书，赌气把解说棒往我手里一塞:“您来讲！”周围的人鼓掌:“欢迎中国朋友讲。”我知道做得过分了，向她道歉:“我不是说你讲得不好，而是希望你加点新东西。”说完我便同拉脱维亚女诗人走进第二展厅。我读果戈理的原著，翻译有关他的书，千里迢迢到乌克兰参观他的故居，因为我热爱俄国文学从果戈理开始。
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批判沙皇专制体制，火力集中在农奴制上。他们描绘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欺压，地主可以随意买卖农奴，农奴失去作为人的任何权利。果戈理、谢德林、屠格涅夫等作家以及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评论家都猛烈抨击、揭发农奴制。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沙皇，他的朝代也被称为反动的朝代。他镇压、迫害进步势力，严格控制舆论，把宣传推翻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投入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果戈理就生活在他统治的年代，果戈理抨击农奴制的作品也都在他统治的年代出版的。《钦差大臣》不仅讽刺沙皇官僚，还直接嘲讽沙皇本人。1834年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尼古拉一世率领王公大臣去观看，他们越看越不是滋味。尼古拉一世看完后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但《钦差大臣》照常演出，果戈理并未受到惩处，仍可以到意大利去。尼古拉一世统治时代还没有作家因作品被关押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哥哥亚历山大一世处决十二月党人并把参加起义的人流放到西泊利亚去，那是因为这批贵族军官造反，举行武装起义。看来沙皇的体制比斯大林的体制宽松。
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
苏联作家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作。这一创作手法是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疙里疙瘩，读起来吃力。真实的意思是作家必须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歌颂斯大林同志。所以苏联作家的任务就是歌颂苏联体制。不是歌颂不歌颂的问题，而是歌颂的声音大小的的问题。歌颂的嗓门越高越容易获奖。荣获斯大林奖的作品，如帕夫连科的《宣誓》、《幸福》、《攻克柏林》；潘非洛夫的《为和平而奋斗》；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放声歌颂的作品。西蒙诺夫也是得奖专业户，得了六次奖。但他真实记录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战况的《一百个昼夜》札记，不仅得不了奖，甚至无法发表。斯大林生前发表不了，斯大林死后仍发表不了。因为西蒙诺夫认为，卫国战争初期导致红军失败的原因是最高领导层中的慌乱。西蒙诺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他批准发表，但勃列日涅夫连理都不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对苏联战后的现实粉饰得到无耻的地步，就像“文革”期间我们唱的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巴巴耶夫斯基不仅从半文盲变成与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和爱伦堡平起平坐的大作家，还被斯大林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俄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中断，有良知的作家仍然继承俄国文学的光荣传统，忠于生活，批判现实。这些作家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不少人被处死，或遭到残酷的迫害。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和写《月亮》的皮里尼亚克就是因小说被处死的。《骑兵军》写的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作者笔下的骑兵军战士并非完美无缺，有些表现与白军一样，从而惹恼了苏联军方以至最高当局。《月亮》写苏联著名军事统帅伏龙芝之死，暗示他是被一个“腰板挺直的人”命令他做手术时死的。受到残酷迫害的作家前有左琴科后有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是天才的幽默大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他主要讽刺苏联人身上的市侩习气，希望苏联人改掉这种从旧社会带来的习气。1946年日丹诺夫对左琴科破口大骂，把他赶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真实地反思自己革命前后的经历。日瓦戈从欢呼革命到逃避现实，这并非他一个人的经历。1957年帕斯
捷尔纳克由于在传统诗歌方面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日瓦戈医生》正巧这一年在西班牙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惹恼了作家协会，因为多少当红作家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可瑞典人却发给了一个已经边缘化的作家。未在国内发表就在西班牙出版，也让苏联领导人丢脸。于是大家一齐批《日瓦戈医生》，但却没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如果印度总理尼赫鲁不出面向赫鲁晓夫说情，帕斯捷尔纳克就被赶出苏联了。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没预料《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后果，但他忠于俄国文学可贵的传统。这里要提一下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她是老作家楚科夫斯基的女儿，与左琴科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属于同一代人。她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小说讲述了打字员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儿子在大清洗中的遭遇。小说没有惊险的情节，只记录了她每天的活动。但读过的人没有不被打动的。作者写的其实是自身的经历。最让我震惊的是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2月，即写于大清洗当中。小说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她自知生死难料，把笔记本藏在朋友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表。俄国文学传统薪尽火传。我常想中国有没有人在反右的时候写反右，“文革”的时候写“文革”。五年前我把这篇小说译成中文，收入瞻顾文丛《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集子里。
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的三个阶段
我见过安寿颐先生1921年翻译的《甲必丹之女》(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我见过的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小说。读得最多的是三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这里不能不提到英国人加尼特夫人，因为大部分作品是根据她的英译本转译的。加涅特几乎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译成英文。中国懂英文和懂日文的人比懂俄文的人多得多。加涅特像座架通中俄文化交流的桥。七十年前我们就能读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不能不感谢她。已故的翻译家蒋路先生对我说，不写文章纪念她，有点对不起她。后来他果然写了一篇《加涅特夫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文版的契诃夫小说仍然是汝龙先生根据加涅特的英译本转译的。至今我们还没有从原文翻译的契诃夫小说。
建国后中国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俄国作家作品相对减少。如《收获》、《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小说，对中国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第二阶段，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把苏联文学视为苏修文学，翻译出版供批判用。由于这批书封面是黄色的，俗称“黄皮书”。这批书中也有好作品，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小说。没想到的是，这批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竟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精神食粮。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版带有解密性质的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往往是多人赶译出来的，质量无发保障。翻译质量是当前俄国书籍翻译的最大问题，但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蓝英年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14.10元。
《阿列霞》
(俄)库普林著，蓝英年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12.00元。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