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事件的核心，在于中国新闻界第一次公开质疑官方新闻管制的权力来源是否合法，对中国新闻界带来深刻及长远的影响。我的朋友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对中国新闻现状的评论很确切，他用三个“ C”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 Control（控制）、 Change（变化）、 Chaos（混沌）。为甚么是这样？
有效控制传媒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多数被控制者因缺乏其他渠道的资讯，同意控制者大力宣扬的意识形态。如今在中国，这个条件已基本丧失。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培养了一批“理论专家”和写手，这些人的功能，在于一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可以主动或秉承指令写出大块“批判”文章，满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很有蛊惑力和欺骗性。现在，中国已经很难再找出这样的人了。依托陈旧、僵化的条写出的东西，无不遭到嘲笑和讥讽。事实上，中共宣传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只能靠强权来维持了。这种控制只有自我安慰、自我麻□的功能，对面是哈哈大笑的人群。
市场压力迫令改变
控制传媒的另一个条件是，新闻的生产者普遍相信，“新闻就是宣传”。这样的人现在难找了。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可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过程。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已从传统新闻理念中挣脱出来。在我们之后，至少已有四五代新人补充进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西方新闻理念的熏陶，如今在中国大学的新闻育中，正是西方新闻作品被当作“范本”在授。可以说，中国新闻人，今天与国际同行已经有共同的职业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媒体上有愈来愈多真正新闻和评论的根本原因。
市场的压力也是中国传媒不得不加以改变的一个因素。中国传媒，如今靠财政拨款维持的，只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寥寥数家，中央电视台每年数以十亿元计的支出，主要靠自己的广告，财政拨款微不足道，只具有象徵性意义。一家传媒能否生存下去并保障自己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接受程度。
“主流媒体边缘化”
与政治资讯的严密控制相比，消遣、娱乐、体育类资讯却大行其道，官方认为这对统治“无害”，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这种不平衡，导致中国传媒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市场不等于庸俗，读者早晚还是只会付钱购买对自己生存有帮助、代表自己发言的报纸。实际上，众多以娱乐新闻起家的“都市报”在市场压力下，开始主动承担舆论监督的功能。在公众影响力上，民间说法是：“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这是中国传媒格局的生动写照。
在管制体制没有任何变化的条件下，《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导致旧的国务院收容条例最终被废止；《财经》杂志对“沙士”的连续和充份报道，使中国公众得以了解真相；中国青年报《冰点》刊登龙应台的文章，告知大陆民众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展；大量对于灾难真相、对司法不公的抨击、对政策从公众角度质疑、对公民依法维权等的报道，已屡见不鲜。
体制内的渐进改良
这是中国传媒的时代性进步。如果管制更加严厉，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这种进步是缓慢而充满坎坷的，是体制内的渐进改良。这种改良，是中国发展为“新闻自由”国家的必经之途。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是甚么？是人心。没有人心的支援，看似坚固的新闻管制，早晚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原为《冰点》周刊主编，在不久前在“冰点事件”中被免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