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之动员与复员
《南都周刊》，06年7月21日出版，2.00元。
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意味着从非常道德走向正常道德，何怀宏的《从“动员式道德”到“复员式道德”》是大气的文章，作者对建国以来的道德变化作了事实上的乐观主义评估。近年已经很少有人从人类社会的本质性需求、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石方面做诚恳、实在、深入浅出的探讨，这样的文章能够问世于大众媒体之上，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
文化相遇彼此理解
《读书》，06年第7期，6.00元。
顾彬的《“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一文道出了一些非常重要且非常及时的常识，他强调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内在距离，他认为要求西方人运用中国术语去理解中国是荒谬的，习惯性地缺乏理解是灾难。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这是危险的思想倾向，如果跟盲目复古的思潮搅和在一起，保不准哪天又冒出“天朝上国”的惨痛闹剧。
“国民性”再思录
《书屋》，06年第7期，5.00元。
伍国的《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一文厘清了“国民性”批判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思想史中的来龙去脉，从严复的“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梁启超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再到孙中山、陈独秀、鲁迅、储安平、柏杨、孙隆基的“国民性”论述，“国民性”的论说史清晰可见。如作者所言，“重新回到制造国民性的本源——不论是环境、教育，还是思想和体制，才更有意义”。
艺术与农民工
《凤凰周刊》，06年7月25日出版，10.00元。
《农民的艺术难题》的作者陶子是有见地的清醒采写者，他看到农民工与艺术之间的诸种可能性，也看到农民工与艺术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的确，如果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那么农民工永远是被塑造、被创造、被改写，甚至是被利用的对象，作品一旦完成，“被社会关注的仍然是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农民工”。可惜，陶子寄望于艺术“介入”之上，貌似现实主义了一把，实则还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