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技术的调教下，日趋简化；文化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日渐呆痴；感官声色的享乐文化与技术主义的机械化工程、产销行业的定位理论一拍即合，共同消解了现实身体的痛感悲感，共同确立了工业身体的性感地带。中国及时加入文化生产的流水线，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二手货集散地、文化废品回收站，二手货、文化废品稍作加工转眼间即可化废为宝，文化二道贩子在电视、网络、报纸上见缝插针地推销他们的产品，广告词通常是以“我”为核心的炫酷、娱乐、个性、自我等，在大众传媒业与文化生产业的强大攻势下，“粗制滥造的精品”泛滥成灾，《兄弟》、余秋雨、超级女声、郭敬明、梦想中国、《康熙来了》的大陆变种成为最有人民币价值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内含欲望的真实、政治的虚假。
与此同时，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不停地践踏、切割、篡改、拆迁、解构、戏仿、诅咒、颠覆、漫骂、健忘、遗忘、弑父、弑母，用最丑恶的方式糟蹋先人作践祖宗，传统文化一点点发生病变，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不清，看上去，这大概是传统文化的末世光景了，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我们举着尸骨未寒的传统文化招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沾沾自喜大发白日梦，也不妨碍我们打着中华民族的旗号自慰被欲望彻底蛊惑的物质身体，如果借用张柠先生的说法，这种道貌岸然的发梦与自慰正是“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妄想症”(《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所能看到的文化现状是，不同物种的文化之间失去制约与平衡，在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博弈中，大众文化排众而出，并通过2005年的“超级女声”登堂入室。大众来路不明、出人意料，但如张念所言:“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个巨型的超级文本挣脱了任何人为的幕后操纵。在文化价值的食物链上，最高端和最低端似乎都被大众文化所占据”(《大众文化批评中的四对假想敌》，《天涯》，2006年第4期)。所有的文化生产者、文化管理者都盯住了来路不明的“大众”二字，或受假想中的利益所驱，或因假想中的危险而警惕。我一贯的看法是，大众文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物种自我传承及相互转换的严重失衡，以及对这种失衡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我们身处文化严重失衡的现场，批评不得不直面以下问题: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众文化的性质分辨与价值判断、文化之“中国想象”的病态分析等。少数作者，对文化现状，不约而同说出自己的看法，也道出各自的焦虑。
有关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似乎已经说得太多，但做得远远不够。举一组数据，可见文化传承之重大危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做的统计数据中，中国戏曲剧种从50年代统计的368种，到80年代初的317种，再到2005年统计的267种，半个世纪减少了将近百种。”傅谨撰文《我们何以需要传统戏剧》(《凤凰周刊》，2006年7月25日出版)，指出“传统戏剧离开当下人们的生活……附着于大量传统剧目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与美学价值体系趋于崩溃。因此，它不仅是美学的悲剧，更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悲剧”。何其深刻！但，何以离开？整个的教育，早已完全掐断了传承的途径！无从、无法得知传统文化之精美、之伟大，当然对“粗制滥造的精品”超级女声趋之若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资金支持、人心坚守，精致总会失传，粗鄙必将欺世。
大众文化是文化失衡的“罪魁祸首”，尽管，今天的大众文化也可能填补明天的传统文化。但基于对大众文化可能暗含的阴谋的考察，其于大众文化造成年青一代“价值真空”的残酷现实，我赞成张念的重要警示:“在我们的语境中，民众的‘自娱自乐’有政治抵抗的意味。但是，如果更多的时候，与垃圾共舞，与低劣同乐，显然不仅会销蚀我们的抵抗力，而且像致幻剂，让真正的痛苦暂时休克，造成痛苦的绝对罪恶并不会因为痛苦的休克而消失。”
在中国的语境里，尽管大众文化具备使人性由非常时期向正常时期过渡的巨大能量，尽管大众文化能给人们带来解放、狂欢、自由、多元、自主的情感幻觉，尽管电视观众惊人的短信参与率能给人带来文化繁荣的虚假感受，但这不能成为人们变局部的文化“发达”为整体的文化“发达”之理据，更不能成为我们一边糟蹋传统文化、一边借传统文化之名自我欺骗的理由。“或许要寻找一个理由，让我们从‘中国想象’的悲观情绪中走出来。但与‘娱乐至死’的欢乐、‘盲目乐观’的自欺、想象性符号像商品一样新奇和盲目增长相比，文化想象上的‘悲观’情绪有着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张柠，《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妄想症》，《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要之，文化失衡，精神无靠，人心趋恶，批评焦虑，暂无良策。究其根源，病在教育，教育之病，牵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