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

汪曾祺的“小”不世出的小说家，汪曾祺可算的上是一位。
　　
　　
　　用他老先生作品中经常唠嗑出来的一些话来说：“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当然，人的生老病死，却又是这自然界中最逃脱不出的一种法则。而他作品中的一个个小人物，却总是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而他们的消逝，却又往往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消逝，同时也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一种不同寻常的技艺、一种较为特殊的味觉、还有淡然的生活下，一些别样的生活雅趣……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颇有些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味道。而现在的现在还有什么呢？北京的老城墙我们是来不及见了；而胡同也拆的十有七八了；虽然各个城市都相继地修起了“仿古一条街”什么的，但也仅仅只是“仿古”而已，而缺少的那些，或许正象电影《洗澡》中蟋蟀所攀附着的那种地气，这也正是汪曾祺小说中时不时透露出的那些东西。
　　
　　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汪曾祺的“小”，相同的话也曾批驳过鲁迅，说中国的这位大文豪咋弄不出一部长篇呢，这在一个崇尚饕餮追求磅礴的国度里应该是很平常的一种心理。据我个人私下认为，中国当今文学的空前繁荣，一年似乎可以出上数千部长篇，但书名和作者换了一拨又一拨，却绝少有质的突破，其问题或许就是忽视了这“小”的缘故。所以至《儒林外史》、《红楼梦》以来，中国很难再有真正恢弘大气的作品，而古人穷尽一生，往往却只能留下一部半部的，这是无论如何让那些两三个月出一本书，一年出五六七本书的作者，所摸不着头脑的。
　　
　　作品中的“大”，固然是创作者所应该追求的，却也得由无数个“小”的细节精巧地构成才能真正地谓其“大”啊！君不见《水浒》、《儒林》诸书，细细地从中拈出一两段，亦自可成为一篇上佳的文章。而《水浒》、《儒林》等书后人自难胜之，即使从他国舶来一些别的题目和创作手法，虽然一时间在作者和读者眼里看来足够先锋足够另类，却难于更见其伟大，因为还是不深知国与国文化不同的缘故。这种文化上自然的疏离，也常常使作者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至于这里所说的“小”，也恰恰是生活里的一种细微末节，鲁迅写过，废名写过，沈从文写过，早期的贾平凹写过……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汪曾祺更是在“小”中善于着笔的佼佼者。
　　
　　在现在的中国，而“大”更象是少数人的一种专利。譬如说市长，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的政绩就是盖了高楼修了几座立交桥什么的。至于别的政绩，偶尔一天我们也会从电视里看见他在某个小角落握住某位平民的手，至于其它一些日子是不是这样，我也实在无法知道。更何况这些本是他分内应该做的小事，但因为其小其琐碎而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天天录成电视，我们看电视的人也就生厌了，还是情愿他们多盖几座高楼多修几座立交桥为好，这也是一时间里猪尾巴戏满天飞的原因。如果把这样的视角转到文坛上，一篇文字的长短，书的厚薄，一年是否出过几部书，却又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一条法则。所以，题目无论如何要大，这文字无论如何要长起来，而出书与否，却又成为文坛的一种身份验证。每到这里，我就想起明朝唐顺之给门人说坚决不给自己出文集的决心，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他一时的愤懑，等到他死后，他的门人照旧把他的文集印的飞快。
　　
　　还是回到“小”字上来吧，前两天和朋友闲来无事说起吃的时候，极尽画饼望梅之能事。忽地想到汪曾祺有一本谈“吃”的书，那里面的饮食说屑，细细品来，如闻前朝旧事，隔江琵琶，颇多兴味。其实这些，再用他老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