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想想敲桌子的大经济学家刘福坦

入夏以来,家中的宽带颇出故障,几次报修后,又出问题,弄得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

其间维修人员给无偿换了一个“猫儿”(解调器),勉强维持了几
天。逢上几天大雨,网路又陷入了“时通时不通”的状态。据给换
“猫”的维修人员讲,出现热天、雨天天气,就有“时通时不通”情
况出现──是我们泊头大线路老化所致。详问何谓“大线”,乃指一
个集中接线处──就是街上那种类似变压器东西到网通泊头分公司宽
带中心的这段。

作为一个敢冒称经济学家的人,我除了关心自己的宽带效率外,更关
心此中的经济学原理问题。比如说,网通公司的收益是否不足以维持
更换“大线”的费用;再有如果泊头分公司的费用不足以承担,沧
州、石家庄乃至北京的网通总公司有没有责任拨钱,以使泊头分公司
更换“大线”;复次,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的网通公司最后收益是如
何分配的,其用于设备维换及更新的设置如何,凡此等等。

在外人看来,这可能是“挑刺儿”,但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特别是收
益使用情况确实成了大问题。其中一个敏感的垄断行业工资水平过高
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下自平民上到北京决策高层的关注。但,偏有大
牌经济学家刘福坦对此认为不屑于讨论。我对刘福坦的名字记忆颇
深,虽未谋面(或在学术会议上碰到过也未交换名片),但1990年代
中后期他发于《比较》学术双月刊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另一个
刘,是刘遵义,由于常读“二刘文章”,有时竟分不清两人。

话休絮繁。这现任发展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的“高官”刘福坦何以不
讨论垄断行业收入是侵占全民利润问题呢?原因很简单,他说:“每
个人对国有资本的占有应该均等,多占者就要多交租金;工资和资本
收益要分开,而国有企业的分配对象出了问题,原本应交全民的国有
资本利润在企业内部被分配了,导致了工资侵占利润。”──他的这
个(后来的)说法,恰恰支持了我(不久前)的文章《“经济宪法”
就该全面导向私有化》(见《议报》)中的观点,即解决恶性垄断之
道只有把原本是“全民”的现在是“国有”的资产还给人民。

如果说这一拖沓经济原理不好理解的话,就看一下当年农村“分队”
的情况。就那个样子,人头一份儿,从犁耙绳套儿到耕畜再到土地─
─这本土地现在只算“准私有”──按人头来,一人一份!1994年4
月我发于《比较》的一篇论文研究了这个问题,文章也被人民大学全
文转载。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资格”来把刘先生想说又不敢说、想
通俗化又不愿通俗化的理论与想法──给解释出来。

刘先生把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基本理论支点说成是“ABC的问
题”,然而没有人有勇气解决这个真问题(当然也是最基本问题),
所以他只有气得敲桌子。《南风窗》最新一期(8月1日)的采访说:
“他(刘福坦)敲着桌子质问,这些ABC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
决?阻力何在?是决策的时候既得利益挡在那里,而决策者没有代表
人民吗?”

不用敲桌子,答案也是肯定的!既得利益者连一段电缆(所谓大线)
都不肯换,把国有资产利润分肥成奖金、房子、汽车还有名目说不清
的各项费用开支,而所有监督机制(如人大听证会)都不起作用(干
脆会也不会),也可以肯定地说决策者无法代表人民!

小问题,大道理。刘福坦的技术性应对办法则是:(政府)把国有资
产拿足,保障低收入者“有吃有喝”,云云。我看不太坏,那也是体
制学者该建议的份内事儿,但问题是谁来监督政府对集中起来的国资
收益的再分配呢?是搞核武器、还是去发展新的没有“时通时不通”
状况的宽带呢?

说不清!在市场效率低下,又有政府失效的社会里,政府已经成了我
们必须同情的残疾人、智障者。虽然我们不能象孝敬爹娘、疼受儿女
那样地尽心,但总得可怜智障的政府和它那好多有遗传病的儿子即国
有垄断公司,替它干一些事儿。比如说,我的宽带在“时通时不通”
的状况下,我就试着找一种办法,比如自己的坐机拨自己的号儿,形
成人为占线,网络连接就免强能用了。

问题是宽带之谓宽带是因为它有“打(接)电话与上网两不误的好
处”。为了优先使用网络,那只好以此笨办法对付了。如果按比较成
本计算,我也该原谅可怜的“智障者的儿子”网通公司──说不准它
的智障比政府老爹还厉害。这个比较成本是,尽管宽带出了问题而不
得不笨办法对付,然而,总比拨号上网强吧!

有一次,我的固定宽带费多出了一大截子,电话问网通公司,服务小
姐竟然反问我:“您是不是拨号上网了?”分明她欺服我“智障”─
─谁家有宽带还用拨号上网呢?其实,他们拿用户当“智障”也不一
回了,比方问及报修后最尽多长时间修好,答曰:72小。. 而这72小
时,是对乡村宽带说的,分明我住的地方是城区吗──对方有一次把
我当成了“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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