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书，读中国史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向来是三大重镇:法德为代表的欧洲汉学侧重西北史地、语言及中外交通史；美国汉学侧重近现代史；而只有日本学者是“研究所有问题”。日本中国学向称大观，在某些领域，掌握日语甚至是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必要的一个技能；原因之一是这些著作译成中文的仅是少数。所幸近年来此类译介逐渐多了起来，中华书局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九本著作即是最近的一种。

　　这套书选编的著作，都是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过的，这对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读书人来说，尤为便利。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近代前的一千多年里，研究中国的文史典籍不但是日本的一门学术，也几乎是惟一的学术；离开中国文化，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因此，在读这些书时，有时不免也颇感亲近，另一种很深的感受则是:日本人可算中国文化中“内部的外人”。两国虽文化近似，但日本仍能保持一种距离以观察中国。这种将中国客体化、对象化的方法论，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区别于其传统汉学的本质特征。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正是最重要的地方:即观察距离的角度的意义所在。不过正是由于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辈出，内容广泛，著作极为丰富，因此对译介来说主要的苦恼之一就是如何筛选。对本套丛书来说，这一问题也无可避免，主编在总序中给自己的选择标准定下了基调:排斥“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的著作，先引进“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即“为一般读者写作”的短文集。

　　这样的折衷论调，坦率地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本意看来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胃口，力图深入浅出，考虑到在销售压力的情况下推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枕边读物。但在我看来，这种屈就非但不能同时使两个层次的读者满意，甚至不幸可能同时得罪他们: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还是太深了，没有心思和必要去阅读；而对另一些以学术标准来要求这一丛书的读者来说，这套书的不少文章又太浅显了。主编自己显然也并不敢对此过于乐观:九本书的第一次印刷都只有4000册，这个数目比一些学术书1500－2000册的数量当然多些，但其谨慎也是显然的。

　　如果与同为中华书局编译的另一套“世界汉学论丛”相比较，那就更为明显了:该论丛已出的29种书中有11种是日本学者的著作，但在内容深度和学术性上却高于“日本中国学文萃”——虽然印刷量也更少。最显著的是佐竹靖彦教授有两本书分别入选这两套丛书，而其学术性的深浅也是高下立判。

　　这种照顾“一般读者”的主导思想也映射在文章的选编上，如桑原隲\藏的《东洋史说苑》中，其最著名的《蒲寿庚考》没有入选，倒是选了几篇讲中国古代人扎辫子和吃人肉的短文，大概意图激起读者对“趣味历史”的好奇心——毕竟“一般读者”对蒲寿庚并不感冒，甚至连此人是谁都不知道。

　　入选的九本书，有六本的作者都属于京都学派，而属东京学派的则一个也没有。之所以如此，大概前者“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态度对读者而言更可亲一点；而后者强调历史批判，要求读者至少需要一些史学常识和修养。

　　严格来说，这套丛书的选编侧重于文学、民俗等方面，而日本学者取得重大成果的史学则一般较为艰深而大致忽略。实际上有些入选的著作能否算在“中国学”的范围之内还是个疑问，最明显的如南方熊楠的《纵谈十二生肖》，杂引各种佛经典故、生物学、矿物学等资料，趣味性可算是有了，但对中国文史牵涉不多，作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学家，恐怕他本人生前也从不会以“中国学学者”自命吧。

　　维舟(特约书评人)
　　
　　背景解读

　　中国学无法回避日本学者的成绩
　　
　　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是谁？答案是，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

　　自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化改新”始，日本学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民族、思想等层面，对中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及至二十世纪初，日本的中国学领域大师辈出，成就斐然，不仅更进一步提升了认识中国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抗衡乃至超越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史的成绩。其人其学，限于篇幅，不能尽举，然引用几句陈寅恪的诗，或见大概。陈氏《王观堂先生挽词》(1927年)云:“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王国维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在海外汉学界亦享盛誉，因此，为了表明他的突出地位，陈氏要替他数一数“旧游”。神州以内，学问堪与王国维比肩者，为“海日尚书”沈曾植；“瀛渤”之外，则有法国的“伯(希和)、沙(畹)”两位大师，以及日本的藤田丰八、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陈寅恪认为他在三人中学问最优)。在六个“通人”中，日人居半，那么，日本的中国学水平如何高明，吾人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当时另有一位大学者——章炳麟，却对日本人的学问毫不服气。他指名道姓，称日本学者——几乎包括所有最重要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为“东方散儒”、“海外腐生”，所谓治学，不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无不堕入“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的下乘。中国学者倘若不辨是非，“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引之为驰声誉”，那真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1910年，与罗振玉书，收入《太炎文录》)。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做出如此激烈的批评，自然引起日本学界的轰动，1911年8月，内藤湖南在广岛演讲，对章氏的批评作出公开回应:“(章炳麟)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确实令人异常吃惊”；但是，吃了一惊之后，他却不愿针锋相对反驳章氏的观点，而是说:

　　“仔细考虑章氏之言，也觉得有一定道理。支那人莫名其妙地称赞日本人往往为的是期待获得珍藏在日本的书籍。而且日本已经逐渐强大，说奉承的话近来已形成习惯，我们到了支那也不断受到优待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这位直言不讳的先生则是相当有意思的。我想不仅仅是支那学领域，就是西洋学问，从明冶维新以来日本又有多少进步呢。如果让西洋学者来做个评判，说不定他们也会像章炳麟那样说出一些有趣的坏话呢。”(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这番话说得很明白，毋庸解说。内藤氏在日本学界极具权威，很有号召力，他既然定下了反躬自省的调子，必然影响到同仁，以后只管埋头做事，不发空论。于是，章氏“有趣的坏话”反而启
发激励了日本学者；于是，十八年后，陈寅恪为北大毕业生题诗赠别，怒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于是，七十年后，中国学界仍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而愤愤不平——尽管来华讲学的藤枝晃一再声明这句话不是他说的，另有人证表明此语出诸南开大学某教授之口(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当然，近时中日学界的境况已非昔比，至少，“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中心了”(荣新江语)。然而，即算在未来，中国学者能在国史研究领域全面领先日本学者，终不能也无必要回避日本汉学家曾经取得的成绩。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十大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2005年，该局又出版了《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即可视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对日政策在文化事业上的落实。

　　这两套书，前者偏重于学术研究，后者更注意学术与趣味的平衡，鄙意其中尤以桑原隲\藏、青木正儿、小川环树、佐竹靖彦四种为最。至于南方熊楠之书，题为《纵谈十二生肖》，看似有味，实则伤于驳杂，时或牵强附会，不读可也；盖东邻学术虽有独到之处，毕竟也不全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狠角色。自傲自大，不屑一顾，自是不对，然佣耳赁目，毫无定见的低首下心，亦不可取。

　　谭伯牛(特约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