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是如何炼成的？
—— 一评《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惠特曼《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萨托利曾把民主理论分为规范的和经验的两种，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具有不可弥合的鸿沟，那么除非在纯粹的理念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但萨托利同时承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实与价值之别，而在于“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世界中或许也存在着民主，至少存在着民主的可能性。但要解答这一关键问题，需要诉诸的主要不再是理论，而是历史。历史学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的“结论”部分说：“尽管没有人一定要让历史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需要用历史去理解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实际上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事实上，威布不仅认为有一种“民主”，还有一种“美国民主”。《自治》的第二章看似散漫，与全书主题无关，其实威布正是要通过欧洲人看美国人的他者视角来表明，新世界拥有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在接近末尾的地方说，美国民主活力的最主要障碍，既不是备受批评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表现愈加明显的两极分化，而是“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才开始的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欧洲人在19世纪初还在守卫的秩序代表着古老的等级制度，甚至启蒙运动的术语本身也隐藏着少数启蒙者的优越感。相形之下，虽然在旧世界的文明人看来，美国人粗俗而肤浅，仿佛尚未开化，但美国社会具有任何社会都难以相比的生机与活力，而其根源，就在于一种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和不可抑制的事业心。
但美国民主真正宝贵的财富并不止于此，建立于自我选择和管理基础之上的具有兄弟般情谊的团体自治，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一致性，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才是美国民主的原初精神。虽然威布力图显示自己在对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描述，但他心中一定充斥着这一信念。这一精神的形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联邦党人奠定的公民个体本位的国家设计上，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视为等级制度的坚持者，以致“联邦主义、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这些具有国家意涵的事物还不被认为是政治。政治更多地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反联邦党人倡导的共同体原则为独立个体提供了形塑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力量，但同时，原有的道德和文化因素逐渐退隐，象征公民身份的乃是工作权和选举权。
也许美国民主的真正动力，藏匿在立国之初就注定的美国政治自身的冲突和紧张之中。最初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对垒，后来联邦党人成了辉格党、反联邦党人成了民主党，再后来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并立了，只不过“民主党”这同一个称谓已表示不同的含义。正是这一动态的过程被威布称为“发展的道德”。不过，倘若同意托克维尔的看法，即“民主制度唤起和培养了一种可能永远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的对平等的强烈感情”，那么在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应该是平等，而平等正是等级制度的仇敌。考察美国民主的历史，便是考察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实现程度，而衡量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好莫如公民权的普及率。
以此观之，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虽然为美国民主提供了原初精神，但由于当时的公民权还仅仅局限于分散的地方上的白人男子之中，民主的成功无论就人口还是地域都尚未达到国家层面，因此也根本谈不上“美国”民主。
作为具有转折性和过渡性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等级制度的产生，一是下等阶级的沉沦。所谓“下等阶级”或不如说穷人，是与不断形成的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相较而言，因为金钱与权力逐渐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如果有什么“上等阶级”，也是出自中产阶级内部。奇怪的是，威布并没说中产阶级与下等阶级之间存在致命的不平等，至少不认为有何大碍，他说的“等级制度”主要指全国性的集权结构——不再是民主塑造国家，而是国家塑造民主。
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真正的现代民主发展阶段，主要通过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和美国妇女的女权运动的展开，美国公民权获得极大的普及。但就在这一不断走向平等的趋势中，威布还是看到等级制度在不断建立起来，因为即便是运动领袖人物也难以抗拒国家制度展现的力量，并按照既定的规则行动。6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更多地意味着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自由被权利代替，那么即便是奴隶也可以被称为公民了，因为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威布看到了公民自治精神的蜕化，即现代个人对政治越来越冷漠和无能了，但他提供的解释是“从全球角度考虑，从地方做起”与“从地方角度考虑，在全球展开行动”的不同，并透露出对于后者的欣赏。
正是在危机之处，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重返源头”的意义。在威布看来，美国民主发展的全部动力，就在于“对遥远的、排外性的权力中心的习惯性不信任；对于自命的、自我永存性权力的长期怀疑；一种认为公民有权耍脾气及坦率发表意见的假定，以及一种对小的、灵活性团体的忠诚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但美国的国父们早已撇开了对于纯粹民主的幻想。虽然国家的至高权力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敌人，但倘若民主不是具有全国整体性的，又怎能证成自身？作为现代政治的伟大产物，民主制度自身的战争，既能导致其兴盛，也能导致其衰亡。萨托利是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民主，有的只是被统治的民主。要使民主常葆青春，既需要热爱民主精神的伟大政治家，更需要惠特曼所歌唱的一个个现代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