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典籍与乌托邦
似乎好久没有读书了，不是当今没有好书，自觉是心灵出了问题。在大学里告别托尔斯泰之后，心灵似乎没有再安宁过，直到最近重温托翁，他告诉我们：如果这世上的恶人能结成同盟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们也应该这么做。于是，某种朴素的古典的道德理想的召回，把我领回到一个故地。如此漫长的旅途中，曾陆续出现了一些黑暗天才的姓氏：尼采、卡夫卡、毕加索、萨特和加缪，他们在典籍中向我出示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歌唱的寂灾和梦呓的实现。这种黑暗的阅读体验概括了一个空心的事实，对缅怀的背弃和凭吊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变得冷漠，道德负担被轻松地代替了，成了阅读的负担。
我必须为自己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负起道德责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到今天，这种恐惧再度出现，它产生于十年前我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屠格涅夫的《罗亭》之际，此后，阅读的黑暗随之而来，铺天盖地。
词语的欢愉是再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当阅读的仿梦欲望逐渐衰微时，美文也消失了，这导致我写出了一连串可供结构主义批评家解析的坚硬的小说，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对心灵负责任。在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触摸的空间里一度黑暗，就像艺术和人之间一样，这种危险的关系近期使我震惊：美从艺术中的退出，爱从婚姻中的退出，艺术从圣殿中的退出，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可怕境遇。这时，读书的乌托邦拟想也消逝了。
这个事实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还相信公义、美和善良的圣洁立场，就必须恢复虔敬之心，面对源头。这使我想起暴躁的毕加索，这个黑暗天才在制造一系列立体主义的凄厉风景之后，面对美丽的妻子，他的手发抖了，于是，妻子和情人在他笔下恢复了宁静、圣洁和实在的景像。
2、日常生活隐痛和美的艺术
日常行为实在是有一些隐痛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一批名曰“新写实”的小说，有人称之为“过日子”小说。作家在这种小说中羞涩而辛酸地讲述着经历，并保持了与价值判断的适度距离。很显然，这些小说中没有美，只有日常性。每当我听完柴可夫斯基时，我就会自然地对这种日常性保持一种警惕的关系，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机缘派画家把颜料随意涂洒在画布上的情景，他们把颜料桶悬挂在天花板上加以击打，在这种行为艺术家心中没有尺度，更没有美，他们相信机缘所暗示的生存境遇，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连这种颜料的泼洒都代表了一种秩序。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偶然音乐和它的代表作《四分三十三秒》，音乐家面对钢琴迟疑不决，四分三十三秒之中，只有寂静和观众 骚动的轻微反应，当这盘空空如也的磁带上市后，购买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更有音乐家指挥乐队时，选择了两个指挥，致使乐手们无所适从。艺术和人类这种危险的关系中，尺度消失了，这四分三十三秒是残酷的，艺术家对此应负的责任现在到了作结之时。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安东尼奥对请他说戏的演员说：不要问我该怎么演，因为我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生活不是这样的，在生活的日常性中，生命中心灵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想像力。正如圣经载：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神看着是好的。
好的就是美的，美的艺术和纯洁的生命源于一个有位格的绝对尺度，在忧伤之中，让我们赞美它。
3、爱情在望
生活的确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杭育派”艺术发生论者已经阐明了这个立场。这种论调定下了日后艺术作为心灵代偿的苍凉基调。
当达·芬奇在那个幽暗小屋里解剖人尸时，他觉得人太伟大了，只有人能洞察奥秘。这种清醒的理性立场有了大卫像作为代表，人性的光辉把人自身迷住了。直到基尔凯戈和雅斯贝斯，这束光芒才暗淡下来，最后尼采喊道：××死了。尼采已经意识到这句话的严重后果，他在把那个叫查拉图斯特拉的人赶下山之后，疯了。
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了，在印像派画家手中诞生了本世纪艺术的最初原则，可是到了毕卡索和达利的画布上，苦楚和凄厉的风景已随处可见。而那个三十六岁即暴亡的导演法斯宾德只能靠药物致幻才能工作。
艺术对存在（being）的确认在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条道上都异常地困难起来，人们似乎在艺术中无法去爱，也不敢出示这个来自人类源头的基本情感态度，这种忧郁和不信任感造就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苦楚面貌。
今天我们有必要和有权利选择一种新的艺术态度，就像选择一个安置灵魂的国，使这个新的国度里充溢着神圣的光辉，朝圣者会使它成为这个时代的伊甸园。
从人文主义到今天，无数黑暗天才和光明天才揭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然而，真正的福音是信仰、盼望和爱，它是艺术的源头。
在我们曾经崇仰的艺术中，爱情被赋予了广阔的意图，艺术背离源头是本世纪人类一次最彻底的失恋，在一个全面的恢复时代来临之际，它将重视它本来的神圣面貌。为此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