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学叙事”背后的人间情怀

　　“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大学何为”，必然兼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本书所收，不少是作者参与大学改革论争中的发言，其中涉及大学精神、书院传统、大学排名、学术考核、大学校长的职责、民办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别与个性、大学生就业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等。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大概是“敝帚自珍”，我很看重《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么一段话，认为其关乎中国大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一方面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管理，分途发展，另一方面认定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刻意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区区小书，共分三辑，分别是“大学记忆”、“大学理念”和“我的大学”。最后一辑，带进自家念大学的经历以及教大学的感受，使得此书在学理性与历史感之外，平添几分“私人叙事”的平实与温馨。说到底，我无意也无力建构宏伟的教育理论体系，只是表达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者对于“大学”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观察与期盼。这种思考，基于历史经验，也包含若干理想成分，更浸透着个人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跟教育学家或教育史家的专深著述不同，此书之“别具一格”，在于其兼及体贴入微与高瞻远瞩，希望做到既有历史感，又有理想性，还能趣味盎然。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大学”，可谈得好的，很可能不是“教育原理”，而是那些“溢出”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文化现象、学术思潮、世道人心、传说故事等。这跟作者的学术立场有关。努力沟通学院的“内”与“外”，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对我来说，关注大学教育，是专业延伸，也是人间情怀。没有将此书经营成厚重的“专著”，而是保持持续的思考以及不间断的对话状态，目的是贴近时代的脉搏。面对急遽变化的中国大学，作者有远虑，也有近忧，提建设性意见，也不乏历史溯源。
　　
　　本书勒口处，印有出版社代拟的宣传文字，关于“本书读者”，原本有精彩的铺排，后被我删掉了，只保留一句话：“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正是这种读者预设，决定了我的写作文体。是为“读书人”——而非“专门家”——写的，故不敢故作高深。书中的不少篇章，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史料简约，论证粗放，偶尔的穿插发挥，在营造宽松语境的同时，又使得表达稍嫌夸张。我当然明白，如此处理，利弊得失兼而有之。
　　
　　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种说法，在当年显得过于“低调”，在今天则又变得近乎“奢侈”。如何在专业化大潮与大众媒体喧嚣的夹缝中，坚持自家的学术理念，既不晦涩，也不媚俗，并非那么容易。说夸张点，“大学叙事”背后，确有“学者的人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