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者的使命

 

这个题目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向黑格尔转进过程中的中转人物费希特先生就曾用过。费老从纯粹理性出发，在承认并尊重“人生而平等”的大前提下，论证了知识分子或曰学者这一阶层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负有的特殊使命，即“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我们且从费老的定义说开去。

“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自古以来就注定了是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演化过程一而二二而一的复合，后者的变迁与进步直接影响着前者的命运。故而真正关心“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的人们，无论基于何种背景，受过哪方专业训练，都不能不“高度注视”这一重要领域。犬儒们从来不敢忽视现实政治，但充其量只能算偷瞟两眼，算不得“高度注视”，目的是为了更好因应和坚持自己没有底线的底线；鹰犬们夙兴夜寐地嗅着新的政治风向，揣摩着如何能在建言献策时更好地顺应圣意，但这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红顶子”所做的政治投机，也不可算是正经的学者之所为。

还存在着第三类人。他们确实“以学术为业”，有着自己的术业专攻。他们晓得学术与政治之别，在传播知识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上保持着价值无涉，只向自己的受众提供各种观点、学说，自身并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和影响受众的自由选择。但在学术之外，他们利用各种平台传播自己认为相对正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

尤为特殊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新与旧、开放与保守两种思想势力处于激烈交锋的胶着状态时，双方的主战场往往选择在纯粹的学术领地，但脑袋背后的第三只眼睛都虎视眈眈地瞅着现实政治领域的进程。而一旦出现某一方采取柔性策略、运用春秋笔法隐晦地对现实政治做出某种评论，则非但敌方会拿此来说事，最可悲的是己方阵营中也会冒出大量狂热之徒极尽嘲讽之能事。

转型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你不关心社会，就要反过来被社会“关心”；你不去影响舆论，就要反过来被舆论所影响；你不自我保护，就要被别人压制。当危机到来之时，谁也逃不掉，而这危机的形成很可能就有绥靖分子、犬儒主义的一份功劳。话不能不说，但说出来还不能授人以柄，所以就要拐着弯说话——曲线救国。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这是原则，更是技巧。

以易中天品三国为例。易先生成功利用公共平台不动声色地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捎带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诸多看法，诙谐幽默的言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声名一起，便又有不少学者、百姓深斥之、苛责之，讽其不务正业、失了师道尊严，或曰为“反面人物”翻案误导视听之类云云。盖未知易教授关于宪政、官僚制度之严肃研究，否则能不拍案叫绝？此等学者，可登大雅之堂，可言大众之语，在制度与现实的缝隙中游刃有余，方是一流人物。

再以近两年来经济学界甚至思想界的乱象为例。经济学者对于方向问题最为敏感，因为一旦市场化被批得体无完肤，致使有人打着和谐与秩序的旗号、以整顿的名义逆转既有的大方向，那便是经济学研究者的世界末日。因为没有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真正意义的经济学。而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者的灾难，恐怕也是全中国的大限。故而有时是需要策略性地尊重既有条件，采用合适的话语系统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达成目的的，这又岂能算是“投降”、“妥协”呢？顺便一提，加尔布雷思当年在被提名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时候遭到了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抵制，原因是他“太接近政治”，但最终仍然顺利当选，足见纯之又纯地死守一隅并不能改变什么，真正的强者能够顺势而为，拓展生存空间。

马克思年轻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豪言壮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些道理。只不过学者的动机不一定真的那么积极地要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进展，而很可能只是为了至少能够保证社会不要向更坏的方向滑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