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流氓学的论域和使命
广义的流氓学超越了把狭义流氓作为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框架，展示出更加广泛的视域。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司法意义的“流氓”而是文化意义的“流氓”，因此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无疑将更接近于它的早期含义。我们首先把它从国家主义的道德和司法定义中剥离出来，从一个贬义词还原为中性词，而后，借助“身份分析”理论，注入必要的文化语义，重建它作为“能指”的健全功能，以及它与“所指”之间的理性关系。我要在此反复声明，所有关于流氓的指陈完全没有贬义，恰恰相反，站在民间叙事而非官方叙事或精英叙事的立场，流氓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关怀的那种事物。
1、广义流氓学的特殊论域
广义流氓学吸纳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的多维视域，企图为流氓学以及流氓概念注入新的生机，以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现状及其内在原因做出合理的阐释。
社会学论域：流民、游民、灾民
社会学论域中的广义流氓就是游民、流民和灾民这三民，包括流寇、流动人口、黑民、难民和所谓的盲流和流氓无产者。他们的特征就是无地和无籍，丧失身份，流动、贫苦、非法地居住在城市，面临被拘留、强迫劳役和强行遣返的危险5。这是农业中国的一个致命的缺口。这个视域中的“流氓”无疑就是“流氓”的早期含义，它指称着农业社会中不断迁徙、流亡或改变其空间位置的人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它被称为“氓”或“流民”，而在新政府的语汇中则被称为“盲流”，它最初指的是逃荒、要饭的乡村灾民，以及没有户籍的“无籍之徒”。它是经济破产或底层经济收入者的称谓。这个社会经济学指向显然更加符合“流氓”的原初语义。
王学泰的研究强调了流民和游民之间的分野。他认为，流民是指离开故土进行集体迁徙的人群，它们往往保持着严密的家族宗法结构（客家人是这方面的范例）；而游民则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以游走、冒险、居无定所和没有稳定职业，时常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等为标志6。而灾民则可能是上述任何两种，但这个指谓却强调了它的成因：因战乱、灾害和饥荒而被迫离开故土。无论如何，这三种人群构成了社会学视域中的流氓主体（尽管研究者都审慎地避免使用“流氓”一词）。
政治学论域：流放者与流亡者
在政治学语义上的流氓，是指那些因政治迫害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或是被政府判决流放边疆的政治犯，以及那些负罪逃亡者，等等。此外，许多极权国家的知识份子和宗教信徒，展开了针对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在的流亡”，也即在不承认执政者权力正当性的前提下展开精神流亡，流走在自己祖国的疆域之内，甚至仅仅流走在家门背后那片狭小的空间，而其思想却超越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限定。这种精神性叛徒无疑应被纳入流氓叙事的视域，成为广义流氓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近代俄罗斯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它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把知识分子精英转变为流放者的痛切过程。
文化学论域：痞子和玩世者
在集权国家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的流氓，通常被称作“痞子”，这其实就是民间文化颠覆者的一种称谓。他们置身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但却保持了一种向心而非离心的姿势，并随时可能重新进入中心。它审视和批判国家主义，但其话语方式却往往保存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此外，痞子话语也显示了自身的某些特殊征兆：1、零度信仰；2、以牢骚和反讽的话语方式反对威权；3、常与反叛、颠覆、瓦解、等语词并用；4、对权力与暴力的酷爱；5、招安期待（与国家主义的互相对转）；6、策略化立场（民间机会主义），等等。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同时，它的反讽、戏仿、讽喻和寓言也解构了正谕话语体系，把它推向了荒谬的语境。流氓就是从反面书写国家主义的那种喜剧。
美学论域：侠客和隐士
侠客（刀客、剑侠、镖客、拳师、大侠等等）酷哥、大哥（与江湖、山林、武林、豪杰、英雄、造反、义气等词语等并用）和隐士，他们是江湖神话中的主角，流氓乌托邦叙事的主要母题。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村社精英（如晁盖和吴用）、市民精英（武松和时迁）或官僚精英（其中宋江、林冲、杨志属于低层小吏，而关胜、卢俊义等属于中级官僚）的一部分，而后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成为黑道人物。但他们只有在流氓叙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重生，转换为江湖神话中的不朽英雄。但这类人物是话语空间（人工空间）的产物，他们是虚构的，仅仅存在于广阔的代码世界里。只有单纯的农民和儿童才会混淆这种文化符号和真实人物的界限，并把“白日梦”的主角转换为可以仰视、膜拜和触摸的人间英雄。
古典哲学或宗教学论域：游人
从这个论域眺望流氓不难发现，在庄周的身后，基于道家和禅宗的推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大量游民，以游历和寄情山水为生命的主要方式。庄周、屈原、李白和徐霞客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游民知识分子就此确立了“旅游”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著地位。游仙求药、游学问理、游山玩水、游戏人生，游天下以求道，构筑了士人生活方式的宽广谱系，并为中国生命哲学提供了核心命题。一旦抽取了这些命题的骨架，中国文化将瓦解为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显然，这种超越了国家主义道德范畴的游民文化，不仅构成了狭义流氓学研究的盲点，也向传统的游民研究发出了强大的挑战。
犯罪学视域：流氓犯或候补流氓犯
广义流氓学的范畴无疑会涵盖狭义流氓学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也将同时关注犯罪学意义上的流氓，也即那些在道德和司法上都有严重过失的离轨群体。他们包括但广义流氓学并不强调它的司法罪行，更遑论犯罪手法或流氓心理，而是注重于流氓作为社会规范的离轨者的精神特征和话语方式。这意味着“流氓”将从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中解救出来，摆脱道德审判而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对象。
2、当代流氓社会的广义构成
毫无疑问，所有在上述视域中出现的对象，都应当被纳入广义流氓学的研究范畴。而如果我们聚焦于现代中国，那么广义的“流氓社会”就应当由下列阶层或群体所构成：
离乡农民：也即所谓“民工”或“农民工”。离乡意味着土地、职业（单位）和家庭的多重离弃。在所有的离弃运动中，这是最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一种，它是与原有身份的彻底断裂。人们已经看到，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数亿农民一直面临与土地分离的严峻现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农业保护性关税的解体，加速了农民破产的历史步伐。底层流民的军队正在激升为天文数字。每年春节，铁路和公路上都会突然涌现上亿民工，令交通面临崩溃的边缘。那些扛着“蛇皮袋”的庞大人群，成了交通管理官员的阵发性噩梦。
失业职工：数千万国营企业职工在“大企业减负”中失业，成为“没有单位的人”，无望地漂流在自己的故乡。离职把人从一个赖以生存的母体中推开。与离乡有所不同的是，它为人保留了一个最后的家园――家庭。离职就是离乡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失业者还有可以代偿性的巢室，它可以缓解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和身份灾难。
异国侨民：出国留学或打工，最终在异国获得居留权的侨民，以及正在为获得“居留”身份而奋斗的人群；因受政治异见而出走欧美的各类政治流亡者，等等。
知识游民：为了“岗位”、考研或各种机遇的缘故，大批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不断寻找着新的职业，或是以考研为目标在名校周围散居，或寻求各种机遇的艺术家、独立电视制作人、作家及媒体写手……，他们被称为“漂一代”或“知识民工”，而事实上他们是流氓精英，其书写的文本直接进入传播领域，并且成为国家主义以外的主要原创摇篮。
网络游民：尽管司法意义上的流氓数量有限，但流氓精神散发出的气息却不可阻挡地在非流民阶层中有力散布着。王朔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流氓精神对大众的全面征服。互联网BBS的匿名机制释放了流氓话语，使之成为资讯社会主义时代7最强大的隐形势力。知识份子、愤青、小资和学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阵营。他们在日常生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而在互联网上则因匿名注册而成为“无名氏”，隐藏起自身的真实身份，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激烈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无须为此支付道德和法律的代价。这种流氓角色的临时化和网络化，正是资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点8。
毫无疑问，这个被大数量的人群构筑的流氓社会决不是“隐形”的，恰恰相反，它是高度显形的，却因遭到狭义流氓学视域的限定而被人视若无睹。由于知识界的认知性失误，这个庞大的“社会”竟然不可思议成了盲点，隐身于国家社会的庞大身影的背后。
3、“流氓”和“流氓主义”的语义辨认
“流氓”和“流氓社会”的定义：
上述五类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狭义的流氓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广义的流氓却是无限的。从对离乡农民、失业职工、知识游民、异国侨民和网络游民的描述中，我们已经获得了广义流氓社会的简约轮廓。它拥有以下三项精神识别标记：
身份危机：由于自然灾难、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被动丧失家园、土地、单位、地位和身份，或因新生活目标而出走以寻求更理想之身份。长期处于身份缺失状态。这种身份危机是构成流氓主义的基石。身份危机是流氓及其流氓主义诞生的摇篮。
异乡情结：由于与故乡、土地的长期分离而成为异乡人，并且在不停的游走、漂流、迁徙中保持了异乡情结，并且未能从新空间里重构“精神家园”。
精神焦虑：身份的丧失和离乡运动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它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的悲伤和愤怒、以及对所有现存体制与价值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等。
根据这三项识别标记，我们就可以为广义流氓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性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而这种流氓生存的主要空间就是流氓社会，它的动荡、流迁、反叛和变化多端，与有序的“国家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不仅是流氓社会的的对偶，而且也是扼杀和消灭前者的死敌。
“流氓主义”定义：
“流氓主义”定义：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语境中的“流氓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样式。
“流氓话语”定义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地灌注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
建立广义流氓学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流氓社会（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质疑的对象。流氓作为国家的颠覆者，永远被放置在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这是一种价值判定的历史习惯。在声讨流氓的罪恶方面，知识分子始终是国家主义的同谋。这正是狭义流氓学造成的严重局限。
我要在此表述这样一种立场，即从广义流氓学的视域看，流氓、流氓社会、流氓主义和流氓话语具有强烈的双重意识形态性格――
它不仅仅是一种解构性力量，同时也具有某种重要的建构性，一如它在反讽话语方面的推进。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流氓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产生了互补机制。它作为国家社会的反讽性镜像，保留了国家社会的部分特性，而作为话语的一种原创性势力，它也扩大了国家社会及其话语的领域。
流氓主义作为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无疑是总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这个总体构架产生负面和正面的双重影响。它是一种双仞剑，在颠覆国家主义的同时也杀伤了其他所有价值体系。毫无疑问，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和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对这种双重性格的认知正是流氓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狭义流氓学由于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失序和违法人群，将其压缩成了犯罪社会学的一个门类，极大地限制了流氓主义的研究功能，无法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流氓化现象做出必要的响应、描述和探究。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只有广义流氓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本文题图：《三峡移民》（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