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昆西、狄更斯，都是活跃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前者比后者大27岁。但两人的区别不在于年龄，而是写作，德·昆西以《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而闻名，狄更斯则以《双城记》、《雾都孤儿》而著称。这些都是文学常识，不必多说。可是我在对照阅读《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和《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时，却发现两者难以辨别。
在《柯尔律治之花》的末尾，博尔赫斯表示他“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可能是谁？博尔赫斯提名了好几位人选，可是文集版最后一个是狄更斯，全集版却是德·昆西。由于译文没有按照惯例附注原文，迄今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博尔赫斯是爱狄更斯多一点，还是爱德·昆西多一点。
更不可思议的是，全集版列举的作家还比文集版多出一位惠特曼，全集果然很“全”。就是同一篇文章里，还有多处人名出入: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文人塞尼卡在全集版是公元前后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作家金蒂利亚诺在全集版是古罗马演说家昆提利安。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我曾同时阅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它们其实是同一本书，不过前者是缩写本，后者是全译本。两种译本的风格迥异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两种译本对年代的“翻译”都截然不同。林译本在第一章开首即提到“路易八世(Louis VIII)在1266年为法国制定麻风院规约”，而刘译本却是1226年。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知道路易八世于1226年去世，尽管没法判断刘译本是否正确，林译本让路易八世起死复生，实在让人不解。一家享有学术盛誉的出版社，出版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少译者喜欢把责任推给排字工人，称之为“手民误植”，可是这两本书之间的出入似乎无法归咎于此:林译本的“1612年10月24日”在刘译本是“1612年12月24日”，林译本的“理查三世”在刘译本是“爱德华三世”，林译本的《疯人船》写于1497年、刘译本则是写于1494年；林译本的纽伦堡有62个疯子、刘译本则有63个疯子——仅仅10多页就有这么多的区别，逼得读者阅读福柯都要采取版本校勘的方法。
近年来，对翻译的批评“甚嚣尘上”，我一向有些不以为然。不管稿费标准还是学术工分，翻译都“低人一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违背文化生产规律的做法必然“恶有恶报”。更何况，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很难一一对应，没有争议的翻译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像拿着显微镜去看任何一份食物，总能看到细菌。但是，翻译到了孟子成为门修斯(这个典故来自《民族－国家与暴力》，该书也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德·昆西和狄更斯不分的地步，这就不是分歧而是错误、不是细菌而是污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