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八世纪，当中国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简直就是香格里拉的时候，法国进步思想家孔多塞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大专制帝国之在东方连绵不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自那以后，睁开眼睛看中国的西方人，无一不发现儒教照耀下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文明、反科学、反人类”社会，甚至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把“东方极端专制社会”称为“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社会制度”。
但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后，历经数代中国领导人“勒紧群众裤带、援助世界它国”的外交工作，现如今，据中国党用媒体上说，当代中国在世界上已树立起了“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一眼看上去，这简直比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能让“最广大中国人民”引以为荣。
想当初，我党告诫全国人民：“外交无小事”，因此“主人”对“仆人”的外交工作从来就无从知晓。但近年来，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我们才渐渐获悉，中国那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原来竟是领导人如此类构建起来的：不论国之大小，一砸数亿、数十亿、甚至200亿美元；只要它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领导人一开口，一口气签它几十个“出口100万台电视机”之类的赠予合同；甚至开个世博会也给它国散发1个亿美元的“来华费”……直让生活在“新三座大山”之下的良民一点五之流隐隐作痛：我党不是“与时俱进”了吗？为何还在实践慈禧同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治国方略？
现如今，中国对黑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所谓“援助”，还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谴责和强烈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西方国家也一直对第三世界给予无条件援助，但当他们开始审视这些外援的效果时，却痛苦地发现：外援对改善这些国家民众的处境并无一点益处。扎伊尔曾是接受西方和前苏联较多援助的国家之一，其结果就是让其总统蒙博托积聚了40多亿美元的财富，并过上了“烹食婴儿肉”的幸福生活。埃塞俄比亚的共产党政权，是比朝鲜出道更早的“国际乞丐”，世界很多国家对它的粮食援助“年复一年”，但其人民却始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社会主义就是贫穷”作着最坚定的注脚。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外援”越来越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即要求其执政者实行透明和民主的国内政策，扼制在主权原则的掩盖下违背人权的做法，打击其国内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
但这种“干涉内政”的外援模式，从来为我党所不耻，也正是这个缘故，让中国成为当代各个专制与独裁政权所特别欢迎的“伙伴”。对此，德国政治学家德尼斯－梯尔认为，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大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非洲分析家穆贝基也认为：“北京的这一政策破坏了西方为使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步和国家预算透明更为紧密结合而做出的努力。”
此外，那些年复一年接受中国“外援”的国家，是否真的像金正日访华时所声称的——“感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无私援助与慷慨奉献”呢？
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支持，恰好相反的是，他们或与在它国的比较中，或在与某一年偶尔的“减少”中“失落”，甚至因此而滋生出对中国人民的“敌意”——“花钱买气受”就是这个道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里，我党对越南的援助超过建国后“两个五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人民获得的回报是发生了一场称为“自卫反击”的战争，据说在那场战争中最让我们战士愤怒的，是人家还在拿一袋袋“中国制造”的粮食做“工事”。而正是那个声称对中国党和人民充满感激之情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让我们长眠在黑山白水间的24万多烈士，如今连坟墓都已淹没在日复一日的荒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