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平时很少光顾的空间,忽然在一定时间之内变得除了走来走去的人,就是书。这大概便是书展了。上海书展每一年都在变化着,调整着,不过书展再如何,亦只是一个契机,真正的阅读,永远需要由你自己去安置生命中最轻灵的那件家具——你的书架上和你的心底永远缺少一本书。
梁晓声
四日一见面,第一感觉是梁晓声比照片上老了。
他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似乎很有表达的欲望,我欣赏他的那种憨和那种笑意相交融的瞬间。
他说自己的小说加起来有上千万字了,但没有一个人物是坏到极点的,除了不忍于此,他还很认同林华的一句话,把一个人写坏是很需要想象力的。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谈到自己的情感,“一旦真爱到来,我就想不当作家,不当北影的编剧,不当大学的教授了,但当我真要这么做时,女孩子也会给吓倒的。”(后来据说签收时他还说,“我一直想写一部有趣的小说,把它限定在一个假想的国度里,人们过的不只是过
情人节,还有离婚节,要他们都记得自己每一个深爱过的人。”)
闻听有人认为这位曾以《今夜有暴风雪》等闻名的作家过气了之时,他一点儿不急,道,“每一个作家都会老,都会被边缘化。”
最新长篇《欲说》写了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的惊心动魄的反腐故事,出版方给出了一种阅读的视角: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评论家王干的说法则为:说欲!
梁晓声自己感慨道,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特征一下子就跳到了娱乐之中,一切在解构之后,只剩下娱乐和一地鸡毛。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还说:“80后的孩子也会欲说还休的,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周国平
这几天两次遇见周国平,一次是签售《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一次是贝塔斯曼蓝色沙发访谈。访谈现场,他上身着一件T恤,下穿个大裤衩子,脚踏凉鞋,然后回答人们关于哲学的问题。
摘录一些谈话内容大家一起听听,就说那个极流行的问题吧,假如有一天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本书,会带哪一本?他先是说会带张盘去,拷了喜欢的东西在里面。问的人认真,说就只能带一本书!于是他举了当年赴南极的例子,仅带了一本《圣经》。
“以前我多次想把它读完,都没有读完,但是我知道它是好书。到了南极没有别的书可以读,我把这本书带去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好好地读。”
有人说哲学太难了,应该从什么地方读起?这时,他说:“就从我的书读起吧。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以前很多哲学的教科书是教人怎么讨厌哲学……如果真正要学哲学,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你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所谓的大师就是哲学史上的大家们,但是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很难读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读一个喜欢读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像我,我就是喜欢读大师的作品,我多少传达了一点。”
当然亦会有人认为他把哲学知识从高深的学术殿堂带到了菜市场,他听了觉得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可以说是带到了市场,为什么一定是菜市场呢,为什么这么小呢?也许它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品,不一定等于菜市场。”
石钟山
七日,“秘密”地见到了石钟山。
到底有着军人的经历,样子不一般,我问他会点儿武吧,他说对付两个男的没问题,三个就够呛了。
新作《特务037》是个小长篇,只写了十二三天。即便写二十多万字的长篇,也就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周六和周日要休息。至于为什么写了石光荣那样的汉子,此番转写特务,他说小时候,有一个邻居就是特务,后来被抓了起来,而平时他还经常买糖葫芦给大家吃呢,很像个好人。所以他心中是有这么个结的。
这人说话不动声色,但是懂得制造戏剧性。号称每部作品都是一稿拉倒,一字不改,留些错别字给编辑、校对——至少当红之时,他能按这个逻辑行走江湖。
有意要让影视导演看上自己的作品,人家倒不会看上,是小说就得写得有文学性,他的战略亦明确得很,“好作家要走在影视的前头。”
他还表示与制片方谈判比写小说难,跟谈恋爱一样。真的问及对哪些改编的作品不满意,他则陷在沙发里狡猾地应道:“你们不满意的就是我所不满意的。”
谈到海岩,他认为这是个类型化的作家,写言情写不过琼瑶,如今五十出头了,揣摩年轻人的心态也会有隔膜;至于邹静之,原本是写诗的,所以其文学品位不一般。
他不忘抱怨编剧队伍良莠不齐,枪手特别多。
还提到中国的电影对电视剧不构成什么威胁。
听上去似乎一片大好,又颇为不妙。
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
七日,三位均有着“雪夜读禁书”经历的教授开讲青春与阅读。
如果没听错的话,在那段无书可读的岁月,张汝伦教授曾将厚厚的《唐璜》全抄下来。江晓原教授的例子是凌晨两点看一本书,六点又被别人拿走。他继而说要趁着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的时候多读经典,经典可能乏味,时尚读物则会迎合你,但是你要抵制,抵制得越成功,你将来就可能越成功。
许纪霖教授则自曝十四五岁时读了一本禁书,是关于性生活知识的,次日见了女同学,他就脸红,感觉仿佛知道了一切女孩子的秘密。
对于“看不懂怎么办”这一问题,张汝伦干脆地说:“看不懂就继续看!千万不要总是看自己能看得懂的书,就是要看看不懂的东西,人类的文明就是少数人提出让人类看不懂的东西,从而前进的”——这话越发像他的身份了,哲学教授。
不知不觉间,易中天成为了话题。江晓原认为易中天的书可能不会引导人们去看《三国志》《三国演义》,倒可能减少看这两本书的人数。他觉得易中天主要是开发了史学的娱乐功能。当然大家买易中天的书也是自愿自发的,尽管有着媒体的煽动。“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抵抗诱惑,任何一种书都是一种诱惑,不是被这个诱惑就是被那个诱惑,你被什么书诱惑,你最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可以选择的,从读书开始选择,”说罢,许纪霖又笑言,“中文系的易中天抢了我们历史系的饭碗,他也没什么新花样,只发挥了老祖宗司马迁十分之一的精神,就大红大紫了。”他对易中天表示敬意,也表示遗憾,认为此君早期的作品好,而《品三国》适合在电视上看,作为书其文字则是粗糙的。张汝伦推荐了林汉达关于三国的通俗历史作品,许纪霖也认为林汉达的确写得好。
当然会说到当下的青春写作,江晓原欣赏韩寒的某些叛逆言论,但觉得其文笔一般。
提及郭敬明,许纪霖说抄一本书是抄袭,抄十本是参考,抄一百本就是一种创造了,抄得越多越好,最可悲的是从不抄书的人和只抄一本书的人!
“中国文学留给你们的空间大得很!”
——张汝伦这最后一语以悲观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抑或正相反。
周海婴;孔东梅;傅益瑶
阴差阳错,我没有赶上周海婴先生的讲座。后来听同行议论了一下做名人之后的不易,尤其是做鲁迅的后人!在此我想说,希望周海婴先生放宽心,譬如鲁迅的书不必每本都读过,关于鲁迅的事亦不必件件明晰,鲁迅首先是您的父亲,然后才是大文学家,无论是哪个身份,鲁迅在心间就够了,不必太累,太满。
至于鲁迅曾孙女周璟馨亮相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周海婴先生表示:“哪怕她想要进娱乐圈,只要是正当的,我们家里也不会反对。”这话说得真好,哪有比个性自由更重要的呢?换个角度而言,也不是随便一个人拿了“金不换”便能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文字的。
孔东梅: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老人家孙辈中唯一的女性,这两点是媒体必提的,我亦录于此。她此番来签售《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书里多的是兵气,而访谈时似乎不止一次说到老人家的爱情往事。不仅做名人之后不易,做这个时代的记者亦不易。
虽说傅抱石是了不起的国画家,但恕我孤陋,直至近日才得知其女名叫傅益瑶。八月十日,新书《我的父亲傅抱石》《我的东瀛岁月》《窑火丹青》《佛教东渐图》首发式上,日本友人说在日本不认识这位画家的人基本没有,不知是不是人家的客气,但是观其水墨画,多为巨制,着实有乃父之英气与磅礴。
远远地看上去,这位旅日女画家得体地发言,之后,安静地倾听,鼓掌,微笑,一度曾自走到距我不远处,神貌确乎优雅。
因为傅抱石身份之非同一般,所以你可以在傅家的故事中看到一系列政界人物的大名,而翻阅有关她的文字,是这么一句话打动了我:“我拿起画笔已是爸爸过世以后的事情。”
当初她一心想当电影明星。人生着实是有赖于机缘的。
王蒙
进大学不久,我便曾得见前来演讲的王蒙。后来和他偶尔会变成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我觉得这不能算多么有趣,或许他亦会有同感——他这一生被追问得难道还少吗?
他有着孩子的顽皮,亦深谙中国的世俗精神,沧海桑田,一路走来,应该有理由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弹指十几度春秋随风,此公已然七旬开外……
或许这个人的故事比其小说和散文还要有意味,至少有时我就会这么想。
王蒙是书展开幕式之时出场的,说了三句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能不能以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来读书”,“你饥渴到什么程度,书的好处就能发挥到什么程度”。
因了一些中国式的原因,他原定次日举行的讲座及签售改在当日,而且仅为一刻钟的签售。不过,王蒙的人气到底是不容怀疑的,签售队伍在瞬间排得很长,甫一到时,王蒙立马抽身而去,留下一些饥渴或是好奇的目光。
2006 8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