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习惯使用“文化人”、“经济人”，但不能习惯属于同一序列的“政治人”、“道德人”。深入论述过“历史的终结”的福山，频频使用“民主人”；我们则频频使用“自由职业者”，而不肯使用“自由人”。这些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他律心态”。当然，也有约定俗成的影响，例如“宗教徒”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师徒传承模式，说“宗教人”总觉别扭。
公民的概念小于人，学术公民是公民的一特殊部分。我的看法学术公民是最重要的公民，因为政治公民必定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基本转型，学术公民则可以开风气之先。还有什么社会角色比学者更敏感于新观念、新思想的呢？没有了。我这里说的学术公民更有两层特别的意思：一是学术公民应当持守学术尊严与良知，不要干抄袭剽窃这等事情；二是当学术尊严受到侵扰时，首先应当有公民的境界或者高度，而不应当仅仅拘陷在具体是非中。这方面，我觉得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公民社会的诞生》（下作《公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一书中的几篇文章，论述得颇有思想质量。
这些文章中肖雪慧最用心力的不是诉说她个人的遭遇。在不仅作为受害者抨击泛滥于学界的剽窃现象时，雪慧谈到了“学术公民”的应有品德。这里试作概括：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已经是体制化现象；中国对相关学术权利的维护存在着严重的法制性忽视；例如美国等国家对知识权利的维护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这些界定完全可以引进；例如美国等国家从中学开始就十分注意“学术公民”的道德培养；思想、学术、言论的自由与独立构成支撑学术道德的制度环境，也是学术传统形成的前提；学术规范应从制度环境的建设开始，否则无以“走出精神上的襁褓状态或精神陷阱”，（“襁褓状态”一词使我联想到青年学者余世存提出的“类人孩”范畴）“势必导致整个学术秩序的崩溃和学术信誉彻底丧失”；学者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学术公民”的道德责任。
“学术公民”首先的要求是追求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其次是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成果。后一层意思中并不等于学术论文的行文程式，因为，例如正式学术场合口头讨论问题引用别人的观点大意时，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一些议论甚至文件常常将学术规范弄成了狭隘的论文制式，这其实与学术规范无甚关系，倒不如说是适应学术刊物标准化编辑要求以方便学术信息传播、检索的需要。
不仅是肖雪慧女士说到，作为学术公民，说出社会真相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这说清了“学术”是“公民”的工具这一大道理。可是很多所谓的学者，却有意无意以例如“纯学术”为由否认、回避、推卸作为公民的责任，更不堪的则以掩盖或模糊社会真相为“学术”任务。我曾说到肖雪慧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伦理家。这个身体力行，主要的是宽广的人道主义言行，而正义感或者说对社会公正的全身心关注更是其核心。作为伦理学界最关注社会公正的“学术公民”，这只要指出肖雪慧对中国教育领域种种不公正的关注，长期持续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一事实，就足够了。（见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与秦晖、吴敬琏们一样，无不用自己的学术所长批判社会不公。为此，长期以来，肖雪慧确实付出了种种代价。但中国的进步，一定需要她这样的“学术公民”。在《公民》中，她甚至不得不专文与她一向尊敬的茅于轼先生就教育产业化问题进行争论。了解肖雪慧的人士都知道，只有在显得有些要紧的问题上，她才会对其尊敬的专家（这当然不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反过来，她不喜欢的专家（这当然比较多）的言论，无甚紧要的，她也不会浪费精力，否则，她必得快速果断地提出批评。正是这些快速参与争鸣的大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者拥有丰富学养的价值。例如在《公民》中，围绕现行税制的严重不公，她结合喻权域先生无视民众是主要纳税人的事实，严厉批评“薄贫厚富”的现行税制，并不仅仅满足于一般宪政税收的学理议论，更与试图为偷逃税富人作辩护的“巧言家”们旨趣迥异。顺便指出，肖雪慧分明属于以秦晖为重要代表的“问题须土产”学派，而这一学派，应当说是中国最富有切实良知的学派。
人的一些德行，如奸佞前的正直、弱者前的怜爱等等，是一个优秀成人从少年期就必须也必定会出现的品格。而对于一个具有思想禀赋（与知识程度、才气、文字能力等等关系不大）的成人来说，又是其成为深具人类大同襟怀或世界主义理想的必需品格。我观学术思想史，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学术公民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这样的学术公民又必定是将人类作为整体关怀的世界公民。在《公民》中，肖雪慧作为思想者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康德化境”：“人类公民”。
康德化境就是酷爱人类永久和平之境，就是人类大同之境。“人类公民”这个范畴庶几可去中西体用之类的分隔、纠缠了，也可以冲淡对“学贯中西”的学究、经院式把玩。
肖雪慧的一手好文章已经大体说明了她的中国文化修养，而所演绎者则表现了她的世界主义修养。当今人类世界主义或者大同的可靠修养，可以涵有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中国古训，但应当说主要还是源于欧美的文化文明遗产。一个孩子可以在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出身，然后到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分别接受一年半载的教育，这样他仍然可以顺利成人。但是，如果让一个孩子轮流到一些落后国家受教育一年半载，他就肯定难以在心智上成人！
透过《公民》看肖雪慧对古希腊以还的历史、思想与文学文化遗产，真是充满了智性的温情。我怀疑她是否将相关文字当作一种奇特的情书来抒写了。
今日中国实力相对具备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对欧美史作专域研究的专家。可以有两方面判断：一是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就是说过去的名家（包括顾准这样的特例）成果已经得到充分了解和尊重；二是主要通过与美台华人学术界的来往、留学从而通过译介对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有了基本把握，极少数中年学术新秀对所涉专业已经达到熟悉。但是，就相关专门领域而言，达到相当于经济学界杨小凯等人成就的，还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少数思想性学者，他们在不失细节可靠的基础上，试图对欧美的文明进程作出较为宏观的思想性把握，例如秦晖（金雁）对近代俄国、“苏东”及其转型期“分家问题”史的研究，顾肃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朱学勤对法国革命及其延伸的研究（争议较多），刘小枫对基督教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应当说达到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秦晖已经出现以“问题粘连”为方法特色的拓展，这种拓展像他研究中国历史一样，既没有单纯观念史的特殊兴趣，也没有单纯时空专门史的兴趣，而是以来自于研究“中国问题史”练就的粗细得宜功夫，从一个个“问题解析”中谨慎寻找与普世价值相关的“特殊异同”。肖雪慧已有的努力多了些温情，虽没有秦晖问题切入的精审与敏捷，但也在“同情的理解”中颇受中西比照之益。相比之下，雪慧多了些“闲情逸致”，而秦晖则有将对象尽可能“变小”的用心。
除了伦理学著述中对欧美伦理学资源、教育学著述中对欧美相关资源的倚重外，《公民》中的几篇长文（当然还有几本西学著作）表明，肖雪慧的视野基本覆盖了从古希腊到当代文明的两千年“亮色”。其中不乏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的独特“发现”与体认。其中《为了和平》（首发于优秀思想期刊《东方文化》2003年2期）一文更堪称名篇佳构。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作者系统回顾了欧洲从古希腊到威尔逊时代、邱吉尔时代的，绵长的世界主义也即和平主义的精神谱系与实践尝试，有力论证了专制政治是战争的根源，鲜明表达了作者作为学术公民的满腔世界主义情怀。文中说道：“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文章坚定持守了理性主义的战争类型观，面对专制国家、恐怖主义不断制造出来的不义战争，明确宣示了从反抗侵略的希腊哲人到西塞罗乃至中世纪部分神学家，再到洛克、伏尔泰、雨果、甘地、爱因斯坦，一路传承下来的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立场，而将由贵格会到红十字会的无差别人道主义的和平立场作为特例。
我以为，中国学界需要多一些对肖雪慧的了解，如此必有益于在复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对接世界文明主流方面，作出学术公民说得过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