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相信是因为利比多的关糸。写了二十年的小说，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干些别的事情的。不是从才华上说，是从原因上讲。比如我可以当个演说家，在这一方面我敬佩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的写作和耶稣的工作方式最为接近，当然我只是从工作方式而言，并非指工作性质。他是边讲边写。此外我发现还有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很有益的，就是史怀泽的方式，他并没有关在家里写作，而是深入非洲行医。但他却照样著述颇丰，关键是他的写作极有价值，我想他的创作也贯彻了行动哲学，即身体力行而后写作。他是边做边写。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朋非霍尔，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去经历生死（事实上不可避免），但要经历生死考验，换句话说对死要有预感。朋氏的方法是边活边写。他的活和我们的活不一样，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的死是自找的，所以活得很清醒。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怀疑职业写作的意义。我并不是要提倡写作者都要兼顾其他职业，但必须兼顾心灵的工作。或者倒过来说，他是心灵捕手。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仅十七周岁，其实我当时对写作的兴趣并不会超过我对电影或美术的兴趣，如果当初我进的是中央美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我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职业，我就不会去写作了。我相信一个人是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才能的。所以从技术上讨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就像讨论今天应该吃什么饭一样没有意义；而讨论一个广义的诗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又像讨论为什么活着一样单调，因此我陷入矛盾。
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医生的手术刀倒是和作家的笔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牧师和高僧和别的写作者不同？是因为这一类写作者完全彻底地依靠和信赖真理，并据此活着。他自己是个试验品吗？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试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面，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
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而已。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