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大鸿米店》
必须交待这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事儿。就像苏童的小说《米》被改编成电影后，黄健中导演在影片类似“序”的位置上，打出的字幕一样
《大鸿米店》是一部很血腥的影片。它的背后，垂挂着一幅血淋淋的“幕布”，幕布上面的血是那种风干后崩溅上去，再风干后再崩溅上去的颜色。那种浅浅深深，红红黑黑的血，已经快要让人认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了。它像塞外荒野中坍塌颓废的长城上的一块旧砖，又像兵马俑脸上似红似灰的一块斑驳的油彩。只要有旧城的地方，你都能找到同它相似的颜色。
《大鸿米店》的主人公五龙，一个典型的四川乡下的流氓无产者。在整个影片中，五龙作为一个载体，承担着一种认识和理念。这种认识和理念，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阅读起来有些困难。作为这样一个载体的五龙，只有中国走到今天，只有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三十年的今天，才有可能以影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一个典型的农民无产阶级，以一个地痞无赖形象让《大鸿米店》自始自终弥漫在一种极端的仇恨和血腥气中，也自始自终让笔者在受到强烈的感官刺激之余，不得不扪着怦跳的心，沉沉地问：五龙的经历和复仇方式，仅仅属于一个个例，还是属于一个群体？倘若只是前者，《大鸿米店》就仅仅是个故事。这没有什么，大千世界，离奇的故事到处都是。如果是后者，就真的需要一些笔墨了。
影片中开始出现的五龙，同我们过去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贫困潦倒的乡下农民一样，是足以让我们掬起一捧热泪的。五龙太穷了,穷得和狗争抢食物，为了抢夺狗还没来得及吃的一点儿东西，可以卑屈的叫人爸爸。在“路有冻死骨”的社会背景下，影片提供了“朱门酒肉臭”的另一个社会：地主、豪绅、恶霸、流氓势力纸醉金迷，强抢豪夺、屯积聚奇，鱼肉乡民。
这样强烈的刺激人的场景，过去，是调动阶级仇恨的需要，然而，《大鸿米店》并没有沿着我们早已习惯的的旧的思维旧的欣赏方式去讲故事。影片用一種特殊的看似寻常的表现手法，让我们看见五龙始终用一种令人恐惧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他周围的压迫者。这种目光，我们在陈胜、吴广的脸上看到过，在张角、张良、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的脸上看到过。
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典型的农民无产阶级一员的五龙，从他眼里射出第一束仇恨的目光时，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迟早是要造反的。
五龙果然造反了。他以一种农民式的狡诈、凶狠、坚忍，很快地在他所生活着的那个压抑、贫饥的小城里，成为一个独霸一方的人物。只是一阔脸就变的五龙，变得比从前压迫他的人还凶狠、还残忍、还霸道、还没有人性。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五龙几乎用过去那些压迫过他的人使用过的一模一样的手法，欺负和压迫同样是饥寒交迫的乡下人。五龙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些人就是从前的他呀！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这样两个场景：五龙正欺负一些乡下人，他用一枚银元挑逗着那些饥饿的农民，让他们叫他爸爸。然后凶狠地毒打那个叫他爸爸的人。并狠狠地扔给他们一句话：“我从前比他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我靠得就是仇恨。”在另外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满嘴是血的五龙，正强迫牙医拔去他的满嘴好牙，为他镶一口金牙。在五龙金光闪闪的嘴里，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以前穷，没人把我当人看。如今我要用这口金牙跟他们说话，我要让城里人把我当人看。”
这两个场景，刻画了一个阔脸后就变得流氓气十足的恶棍。它告诉我们：对压迫者敢于造反的农民，并不能自然的成为一个理性的“革命者”。
面对黄健中导演的《大鸿米店》，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同为农民，但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在一层又一层石头垒起的南京城里，演变为新兴皇帝的经历。虽然洪秀全扯起的大旗上,写着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
洪秀全失败了，五龙也失败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面对压迫，面对社会不平，都曾仇恨过。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仅有仇恨是不够的。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一部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仇恨史。古老的黄河流淌了几千年的仇恨。今天的被压迫者一旦成为明天的压迫者，复又被新的被压迫者仇恨。历史舞台上，血光漫漫，杀声漫漫，刀光剑影，扑朔迷离。中国实在需要一场理性的革命。而这种等待太漫长了。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听听五龙这个曾经的被奴役被压迫者，是怎样接受影片中的龙头大爷六爷,传授给他的一种陈腐的连资产阶级都要摒弃的统治观念的吧：“没米吃吧，人就要饿死，可是没有枪，米就到不了你手里。所以，还是枪重要。”黑社会龙头大爷的这番话，只反映了一种土匪的认识，简单的比较了枪和米的关系，不过是胡传魁式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翻版。还没能上升到更高的理论。
只是，影片中的龙头大爷、五龙、还有那个洪秀全都曾把枪拿到过手里，但他们为什么都失败了呢？《大鸿米店>的“序”说:这些现像“只不过是整个旧中国一个毛孔里滴出一滴血。”需要补充的是：它应该是整个中国历史一个毛孔里滴出的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