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在复旦听“西方现代艺术讲座”，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前卫艺术”。
那天授课先生说，某国音乐会，报幕员报目：钢琴独奏《4分30秒》。随后有一钢琴家上台坐定，一动不动坐了4分33秒，节目“演”完了……
当年对此感觉很荒诞。随着中国开放已久现在不然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见多识广至少有这样一个好处——见怪不怪。
让普通人理解“4 分33秒”很困难。但4分33秒的沉默，对听众心理肯定会构成冲击，这是“手段”的实在效果。手段的匪夷所思本身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素质——想象力。何况完全不懂弹钢琴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在音乐厅里的钢琴前静坐4分33秒，并获得听众礼貌性的掌声；更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大粪送进美术馆。
中国的“艺术家”今天即使把油漆斑驳的马桶摆进美术馆，效仿国外前卫艺术家把脱水的大粪陈列在美术馆，我也不觉得惊天动地。
“这是艺术吗”？
现在我对这样的问题也没了兴趣，也知道根本没不必争。
以中国书法工具的“革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书法工具的差异，过去不过是笔的毛质软硬、大小和羊毛狼毫之别。
80年代以来，“前卫书法家”纷纷揭竿而起，不但书法的工具笔发生了革命，甚至握笔的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比如“脚书”（用脚握笔）、“口书（用嘴含笔）”纷纷登台，“拳书”（用拳作笔）、“指书”（以指代笔”）大显身手，连胡子都成了书法工具。
80年代中期这在北京曾兴盛一时。
排除断手的残疾人只好以嘴咬笔用脚捏笔的特例不论，这类现象频生，确实表明，书法最基本的技艺同共性，在“前卫书法家”的冲击下已被打碎。
手舞足蹈，拳掌齐来，这乱哄哄的景象曾使不少传统人士狂呕不止，有幅漫画生动记录了当时正统书画界的心态：看到脚丫子上了案台，王羲之惊恐万状抛掉手中毛笔，高呼“退会退会”（退出书法家协会），逃之夭夭。
还好，“书法”之争尚未形成就自生自灭了。其实争论也不会有结果。你说不是艺术，他坚持说是，就僵住了。除非一方用枪逼着另一方“改邪归正”。技艺的共同性被打破，反映的是艺术观念和信仰的变化，前卫意识突出的是手段（或轰动效应）的空前性上——手段的地位超越了艺术品本身，行为过程已构成一种“艺术”。西方有个前卫艺术家曾在爱菲尔塔下铺上一块巨大白布，然后从高塔上跃下，直坠白布，脑浆迸射，鲜血四溅，一幅最激烈前卫的、展示死亡效果的“油画”诞生了。
争论不会有结果。所以“理性”的办法是各自折腾各自的。为了共同目标——“自我”的伸张，大家各奔前程。
不过，中国的艺人“和平共处”向来不易，艺人现在与公众和平相处也不易。前些时候，一个混血摇滚小提琴手在北京进行“前卫”表演，居然有人狗胆包天地在媒体上教训公众说，谁不听这样的音乐不配谈艺术。面对这暴力的前卫语言，是不是应该回敬以大耳光？
有些玩艺术的不但可鄙而且欠揍，明明是犬儒，却偏要用狂妄的大话美化自己。他们实在应该多听听“文革”中的这类笑话，一小提琴家到乡下“为工农兵服务”，演奏西洋作品，农民听了一会都跑光了，就剩下一老太没走。小提琴家大恸，以为遇到钟子期，奏罢连连感谢。谁知老太淡淡说，我可以把您坐的板凳拿回家了么？
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唱高调，也不战战兢兢看别人脸色？什么时候可以坦然向钱看或自娱自乐呢？
“前卫艺术”在中国出现本是环境宽松的产物。然而这些被松了绑的家伙对公众却不宽容，向平民的审美趣味公然挑衅。就像文革中被整的反过来整人一样，被作贱过的艺术也能被用来作贱他人。
对这些“前卫”们，应该劝他们学学爱菲尔塔下那个“前卫油画”，能做到再吹，不能做到还是老老实实地与公众和平相处。
不懂或不喜欢“前卫”的公众，也应该记住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当然这不妨碍拥有主观好恶的权利。
“前卫艺术”存在是事实，就像美术馆陈列过脱水大粪一样不容置疑。问题并不在于大粪能不能构成艺术材料和实体，而在于当“前卫艺术家”用大粪充当艺术品时，这大粪包蕴的气味确实已经逸出了非自然气味，这种艺术也许不宜用眼睛鼻子鉴赏，或许花“4分33秒”想想意味着什么更合适。
弗洛伊德说“人类诞生于屎尿之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
尼采说：“人类拥有艺术，只是不想为事实而死”。
我的感想是，许多“前卫艺术”远非好高鹜远的产物，它们更可能符合英国美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的见解：“艺术有非常实在的目的。至少它是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产物。如果你不在意他的存在或不存在，它就可能发急。”
如果有人能把自己的大粪送进中国美术馆，一定会引起无数的中国人控制不住地要去思考，而且肯定会超过“4分3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