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怜的“我们”还如何面对白求恩？

当今中国的“后生者”，那些利用纳税人的钱养尊处优的官僚们、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和榨吸人民血汗的统治阶层成员、鼓吹对民众掠夺的无耻之极的御用“学者”……又有谁去想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对历史上那些曾为今天而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人的深刻否定和尖锐嘲讽？

那些对患者敲骨吸髓的医生、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推脱掉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障责任的政府，又何曾想到为中国的抗战付出生命代价的诺尔曼.白求恩的只言片语？

人对历史记忆的模糊是因为取消了自身存在的精神维度所致。正因为庸俗不堪而又病入膏肓的现实在人的参与中实现了人与自身人性的隔绝，曾经何等熟悉的昨天才无可避免地被这些精神结构已经畸形的人们遗忘。

只要十年时间，一代人就可以“终结历史”，何况是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所造成的苦难到“自己人”所制造的灾难，从被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到抛弃这种意识形态而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并向它顶礼膜拜，从极端的理想主义到极庸俗的“现实主义”――这样的急剧转换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断裂。

一旦世俗欲望被释放出来，被纳入社会权力秩序之中并加以合法化，依赖对稀缺资源的掌握来对人的存在价值加以判定，或借助早就是对自我的扼杀的“自我价值”来进行催眠，其“自我”早就是“社会自我”的这些“现实人”对于过去和另一种不同于他们的存在方式、价值理念就会表示“无法理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存在方式、价值理念并不是陌生的另一种事物，而是人性的一种折射。

至于常常见诸于这些“现实人”的将那些崇高的人说成“神经病”的行径，在精神分析看来不过是其内心深处仍然无法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从而在心理上仍然感觉到别人的崇高对于自己的丑陋的鞭挞的一个心理上的结果。完全遵循心理防御机制的这种病理症状证明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方式和价值理念仍然不会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中彻底沉沦。

正是如此，在精神生态已极度污染、医疗成为一个无耻行业的中国，诺尔曼.白求恩以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的方式在许多人心中复活。《诺》剧在播出的这些天里感动了无数人。被白求恩感动的还有那些对央视一套极为反感并且一想到所谓的“主旋律”就条件反射的人们。

只有的确已被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大脑与心灵彻底隔开的人才会想到因历史上白求恩被赋予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他的复活背后就有意识形态的阴影。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进入人性结构的深处，但将穷人视为兄弟、不能容忍一些人穷奢极侈而另一些人贫病交加，以及对自由的侵犯却是超越历史的。他们只是人性和良知的一种折射，尽管会在特定社会情境和历史阶段而以某些社会符号表现出来。

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符号并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也不属于某段历史。当时光流逝，这些幻觉都将悉数散去。复活的将是一种颗高贵的灵魂，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一种卑微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存在方式，一种对医疗丑恶的无情鞭挞。他的复活也不是历史的复活，而是作为一双眼睛在现实中的存在，因为他并没有被历史所限定。

1916年7月11日，霍克海默给一位在他父亲工厂里工作的苦难至极的名叫卡塔琳娜.克雷默尔的女工写需要救济的证明后，在写给他表兄弟汉斯的信中愤怒地控诉道：“我们是食人者，我们在抱怨被宰割者的肉弄得我们肚子疼。你享有安宁和财产，而他在遭扼杀，在流血，在痛苦地挣扎，内心还要忍受着像卡塔林娜.克雷默尔那样的厄运。”

他继续控诉：“你睡的床，你穿的衣，是我们用我们的金钱这种***统治的鞭子强迫那些饥饿的人为我们制造的。而你并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在制造你那燕尾服的料子时倒在了机器帝，有多少人被有毒的煤气熏死，这样你父亲才能赚到钱，付你疗养费……”。

理解了霍克海默的这封信，就理解了“批判理论”。而在今天作为福利国家的德国，卡塔琳娜.克雷默尔这样被侮辱和损害的女工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霍克海默若在天有灵，或许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而在霍克海默写这封近20年后，白求恩被“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的现实所深深刺痛。他说道：“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半个多世纪后，在他为之献出生命并且还被很多人号称要“学习”的中国，现实是什么？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用来保证统治阶层的健康，而人民群众的健康只是“私人健康”，不仅如此，医疗系统的敲骨吸髓还让很多人无法保证起码的“私人健康”。

白求恩认为，“如果病人的性命对医生来说无关痛痒，那么医生就干脆叫收尸人好了”。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医生并不关心病人，而只关心钱，如果没钱交费，他们连“收尸人”都不会做――病人不会死在手术台上，而是死在医院门口。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白求恩不会想到，他所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如今充满了腐败和贪得无厌之徒。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教科书里，还被用来为医院和大学命名。他似乎一直“活”在中国社会。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在这种巨大的羞辱中拒绝和这个社会共处。

历史变幻莫测，这颗高贵的灵魂倍觉孤独，但又不难找到栖息的地方。在现在的西方，说他孤独已经不准确，因为像他那样崇高的个人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已体现为制度的安排――不再需要人们用良知去呐喊和躬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已可以被公共医疗体系所照顾。也就是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承担了由个人的良知所表达的责任。但在当今的中国，他无疑是相当孤独的，政府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了个人的良知，而有良知的医生却几乎找不到！

在某些方面，往往是政府的失责造就了社会的良心。也往往是一个群体的渺小造就了一个人的伟大。在这种意义上，诺尔曼.白求恩不是一个道德标本，但却是一种审视的目光――他并不是要人们向他学习，以此标榜自己的道德性，而是提醒政府和医生承担自身的责任，这种责任更多只涉及统治和行医的“职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