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莱卡好男儿”选秀活动完全延续了去年的“超级女声”风暴，而且其声势还远远过之。清一色的花样美男选手，阵容浩荡的FANS团队，高效率的商业炒作，汇聚成摄氏43度——堪比近两日的重庆高温——的热情，再次将整个中国融化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娱乐秀场，再次展现了我们所置身的喜剧时代的狂欢化气质。昔日流行超女，今日流行超男，可以解释为性别的风水轮流转的缘故。我们看到，两大赛事的运行程序，乃至所遭遇的责难之声，竟没有什么迥然的差异。依照这一趋势，“超女”不仅是一种以攫取利益为使命的商业秀，还可能成熟为一种社会竞争的选拔机制，渗透到文化与政治的土壤——而它已经化作事实。如在去年，北方的某一城市考评十大优秀教师，就以学生与家长为对象，采用手机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拔，据说使“十分严肃的话题演变成一场时髦的短信大战”。
确实，放到过去，教师之类的“十佳”出炉，多半为更严肃的上级政权所指定，而无须顾及什么芜杂的民意。某些评论者认为，优秀教师不是“超级女生”，那些公益性的，或者政治色彩浓厚的评选名目，千万不可滑入娱乐化的温床。如果一切都由短信票数来决定，那么未来将是怎样凄惨的情景？——这一质问的力度，我们都应该承认，但同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会出现短信评选“感动长春十大校长和教师”、太原市“十佳班主任”和“百优教师”？难道仅仅因为超女风暴的冲击？还是以前的评选程序僵化呆滞，丧失了起码的公平性？反过来追问，为什么从娱乐起步的超女机制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存在即合理，它的理性何在？它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姑且称之为“娱乐民主”（或超女民主）——终将走向何处？
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娱乐与民主之争。在去年的超女风波，便有人从民主的角度诠释这一评选的意义，相应的反对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对此，我的看法比较折衷：超女的本质是一场经济秀加娱乐秀，主办方本来没有将其作为民主之实验田的设想，他们选取短信投票这种沾染着民主色彩的外形，纯粹出于利益的斤斤计较。而承认这一点之后，还应该明确，民主并非超女不能承受之重，那种认为以民主评价超女实乃过度诠释的观点，很可能犯下两重错误：将民主看得太高，将超女看得太低。其实民主不仅是所谓的宏大观念，它务必是下降到日常生活之中的点滴经验。一言以蔽之，超女机制生产的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它的有限，一是因为娱乐的本质可能侵害民主的形式，二则针对发短信投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只占据这个社会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都在冷眼旁观，几十元的手机费，凄然构成着民主与非民主的醒目界限。
今年的“莱卡好男儿”开赛以来，却是很少见娱乐与民主之争的死灰复燃。或许，人们逐渐认清了这一评选机制的娱乐本色：譬如在去年，每一轮投票，任何一个手机号码只能发送十条支持某一选手的信息；在今年，这个制衡性质的限令就被取消，代之以无限制（或者是二十条？）的短信投票，这无疑更便于增加主办方的收益。此外，评选的过程越拉越漫长，甚至还增加“复活赛”等节目（后来被废止，但同期的“超级女声”仍在坚持）来扩展壮大眼球经济——这一切做法虽然可以披上公平至上的外衣，但其着眼点正是使主办方的资本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远。资本的每一个毛孔中间都充满赢利的强烈渴望。而民主渐渐隐匿，直到被娱乐的阴影完全覆盖。
（譬如8月12日晚上“莱卡好男儿”七进五的比赛，看得我疑虑重重。最初，马天宇人气第一；最终，他却在风云对决之时黯然出局——总让人怀疑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只手的主人不是代表着民主的大众短信票数，而是——我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崔卫平先生针对超女评选程序的“最大的疑问”：“怎么能够撇清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团与主办方之间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利益的分享与分割？这不是无端猜测，任何活动所需规则的前提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公正公平。那么，在定夺将谁PK的三方力量中，有两方是有些模糊可疑的。如果说专业评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考虑到自己的专业水准会有所顾忌的话，那个穿着一模一样的大众评审团，她们如何在公众眼中负起自己个人的责任，就不能得到严格保证。”这一疑问在去年并不彰显，却于今年的夏天浮出水面，露出那顶逐利忘义的脑袋。）
这就是娱乐民主的走向。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它以残酷的面目警告头脑发热的人们，那些虚幻的观念是多么的不足恃，必须注视观念以外的事物。我将超级男女的选秀与优秀教师的评选对照勘察并相互设问，用意正在于此。前者的本质是娱乐，民主附丽其上，却随时遭受弃若敝履的厄运；企望从中抽离出民主的丝线并引导它的方向，已被证实为杳不可行；至于后者，那些偏向保守的辩护士，以道德的庄严名义反对娱乐浪潮的侵袭，却是在逃避问题，因为超女机制的发展壮大并不是一个政治姿态就可以摧毁的，“娱乐问题，政治解决”比后现代的喜剧还要荒诞不经。我们应该正视娱乐的实质，正视李宇春为什么会成为新新人类的偶像，而马天宇为什么会出局。
对于那些热爱民主的人们，关键在于能否以理性的态度识别什么是通往民主殿堂的绊脚石。在号称现代民主之源的美国，皮肤的颜色曾经制约着投票权的效力，而财阀寡头的意向至今仍然决定着谁有资格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美国的民主遭到拜金主义或种族歧视的玷污。民主不是悬挂于真空的气球，它必须与大地上的种种事物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可能受到诸多合理乃至不合理的限制：年龄、性别、财产、民智、居住年限、民族归属、政治身份——这个语组还可以无限开列下去。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正如超女这一案例所示，民主本身正有其界限。它不应该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车轮，在与那些限定它的因素的相互博弈之中走向自身的完善，同时抵达社会的正义终点。
但是，我们可以模仿以赛亚·伯林论自由的口气——他在阐发自由无与伦比的价值之后总结：“万物归其本，自由就是自由，自由不是平等，不是公平，不是正义，不是文化，不是人类的欢愉，也不是无声的良知。”——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民主的评论。民主，正如自由，具有其无可替代的气质。尽管它是有限的，但民主就是民主，它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源头，同时还规范着程序正义的脚步。落实于超女和莱卡等社会事件，我们可以善意地认为，民主是保障它们——乃至所有的娱乐秀——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指标。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就是政治对娱乐的干涉。如邓小平先生的告诫：“我们所有的改革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娱乐（经济、文化……）民主的健康与否，正取决于政治民主的落地生根与茁壮成长。没有政治的具结背书，谁有胆量担保超级男女的选秀不会沦为革命青年的傀儡戏？去年今日的舞台，李宇春们的玉手已经被演唱红色歌曲的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紧紧抓住，“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淳淳教谕飘荡于斑斓的夜空。希望这一幕不至在今年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