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禁到自由，从《死屋手记》到《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个富有特色的，成功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者。
这种变化是可怕的，也是经验所不能容忍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一个才华横溢，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人在自在的蓝天下不能忍受自己曾有过的理想与希望，不能原谅自己的理性与自制？
罪恶与不义能够击倒陀思妥耶夫斯基吗？看来不能。上帝端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中，这使他始终坚信，在监狱之外是另一种生活。“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肮脏、恐怖、残忍、无耻、失控之中，陀氏从没有放弃过理想与希望。这并不是说陀氏以为在监狱之外，不再有罪恶与不义，无耻与下贱，不，陀氏永远也不会这样认为。陀氏知道监狱之中的一切均是现实，普遍的现实。在监狱之外，所有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同样是可怕的和极其难堪的。问题在于，监狱给了他一个局限和视角，这个局限与视角使陀氏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现实与理想泾渭分明，自由与镣铐水火难容，上帝因为邪恶与不义而存在。监狱是如此的狭小，这样的狭小是可以给陀氏的内心以无穷遐想和深邃的希翼的。在丧失了行动的自由之后，思想的翅膀可以无所羁绊的飞翔，不用担心有天之涯海之角，不，在监狱之中，思想之鸟的天空是真正的无边无际。这样的辩证法是残酷的，他使一切都变得可以容忍，可以承受，希望成为了不落的太阳，理想一如高加索山上的冰川一样悠远绵长。当自由降临，蓝天与空气可以任其享用时，一点点不义都变得不再能够忍受，在无边无际的自由之中，陀氏感到了种种难以承担的束缚，监狱生活使陀氏不是变坚强了，而是变脆弱了。在解脱了镣铐之后，行动的无碍使思想处处碰壁，这使陀氏开始省视自己，这种省视带来了对自己的恶心。“难道这是我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言吗？”“当时我的心灵隐藏着怎样的热望！我想，我下定决心，对自己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不再重蹈过去的错误，失志的覆辙，我给自己勾画出未来生活的蓝图，并坚决去实现它。我又复活了盲目乐观的信念，我将实现也能实现这一切。我期待，我召唤……”这样的追忆与对追忆的剖析是残酷的，陀氏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理想和锁链，决不像他曾经想象的水火不容，一切都是美丽和虚幻的想象之物，我们愚昧的在视角的限定下生活而不自知，所有的自由与美丽，理想与希望不过是“这一堵墙”的反弹。可是，不服从这堵墙，还能怎样呢？可有没有墙的天空，可有没有监狱的自由，可有没有戴镣铐的理想？一切罪恶与不义不再是问题，陀氏的痛苦起源于对人的局限及不能摆脱局限的处境的洞悉，更为可怕的是，他因此而不再认为“上帝”是自明的，有什么规律可以是自明而不受视角的限定呢？一切存在的根基都动摇了，但他依旧想为这束缚重重的人生寻找一个立足之地，除了疯狂和自虐，他还能做什么？
《地下室手记》就这样成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他是反风格，反特色，反理性的，疯狂的。一切为视角所限定的东西他都反对，同时，他也反疯狂，这就成为了一种歇斯底里，一种语无伦次，陀氏不想告诉人们，这就是存在的根基，他只是想真实的活着，不为自明所遮蔽的活着，他别无选择。
谁能想象，这样的疯狂可能恰恰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清醒呢？
如果认识到了天空和监狱，理想和镣铐的同一性，除了这样，我们可还有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