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文革被否定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场灾难，中共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指控是迫害，甚至是无中生有。我想对于这种言论的最好批驳方法是拿出一些证据，证明毛泽东时代镇压“地富反坏右”是必要的，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出投机商在建国初期囤积粮食、煤炭，故意破坏金融秩序，拒绝使用人民币的案例。也可以找出在国家统购的棉絮里掺杂稻草，导致朝鲜前线志愿军冻死的案例等等。这项工作并不难，查一查资料就可以了。
但是本贴子不想谈这个。本贴子打算干脆接受反革命右派的说法，我就当一回右派，我就承认毛泽东时代有骇人听闻的人迫害人的现象，有冤假错案。并且，我还会给出历史上的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三个大众歇斯底里案例，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迫害人的现象发生。
我认为反思文革不能一头扎在文革里面去搞研究。文革中为什么会发生大众歇斯底里的现象？为什么会迫害“黑五类”？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必须从文革中跳出来，只有研究更多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过的迫害人的案例，我们才能找到文革的答案。这就好比一辆三菱卡车的轮胎脱落了，那么到底是保养出了问题，还是汽车设计本身有缺陷？我们埋头只研究这一辆卡车是很难找到答案的，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调查后发现许多三菱卡车的轮胎都脱落了，这样就容易分析了，一定是汽车设计出了问题。
二、欧洲中世纪的“女巫狂”
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迫害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女巫狂”。在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们根据圣经所说的“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基督语录”发动了女巫狂运动，在这段时期内烧死了多达50万名妇女。某一名妇女一旦被控告有巫术，她就必死无疑。她会被折磨得直到死去或认罪，然而即使认罪，她也会被处死。当时，谁若是否定有女巫存在，就会被认为是异端。人们普遍相信有许多妇女或者老太婆已经与魔鬼定下契约。历史学家特雷佛。罗珀曾概括地介绍了当时被人们接受的几种神话：
每天夜里，这些愚蠢的老太婆都在自己身上涂上“魔鬼油”来润滑自己，这油是用被杀死的婴孩的油炼成的。然后他们穿过裂缝和锁孔，滑上烟囱，骑上扫帚柄、纺锤或飞船飞跑……飞到恶魔们的集合地去参加女巫们的聚会……她们都参加对魔王的参拜，在阴森可怕的音乐伴奏声中绕着魔王跳舞，这些音乐是用古怪的乐器演奏的――马的头颅、人的头骨等。她们毕恭毕敬地亲吻魔王。假如魔王是一头山羊，就吻他的屁股；假如魔王是一只癞蛤蟆，就吻他的嘴唇。然后，魔王一声令下，她们就淫荡地胡搞乱交一阵，再坐下来大吃大嚼……在萨沃伊，吃烤熟的或煮熟的小孩；在西班牙，她们吃从坟墓里掘出的死尸，尤其喜欢吃亲属的死尸；在阿尔萨斯，吃油焖妓女肉……在这些公开举行活动的间隙，老太婆们还抽空去给她们熟识的、演变成鼬鼠、田鼠、蝙蝠、癞蛤蟆或其他动物的妖精喂奶。
人们还用“女巫”来解释许多别的事，例如：冰雹、歉收和疾病都是她们造成的。被怀疑者一旦被人正是控告行过巫术，通常就只有死路一条：她们被捆绑在拉肢刑架上遭受折磨，常常被人用烧红的烙铁烫，直到她们招供或者被折磨致死；如果她们招供了，她们就会被活活烧死。此外，被认为是女巫的人还要被迫说出几个假想的她们同谋的名字――这些人也会受到拷问，直到她们说出更多的假想的女巫的名字。女巫的人数自然会迅速增加，而对巫术的歇斯底里也会随之增长。法官和牧师们从女巫狂中渔利：他们享受人们对她们的感激之情，甚至每烧死一名女巫后，他们还向死者家属索取木柴钱和举办庆祝宴会的钱。在比较开明和合乎理性的思想在这块大陆上最后占上风之前，欧洲人有两个世纪是生活在对女巫的恐惧之中。
三、美国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事件”
1962年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塞勒姆城（Salem），一群小女孩突然出现了怪异行为，他们哭泣，说感到难受并且四肢着地爬行。其中一人称她受到了女巫的威胁。还有一位是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在讯问她们时，女孩子们并没有告诉人们明确的答案，但是大多数人都怀疑一位名叫巴巴多斯的一个黑人女奴，还有一个丑陋的老妇女和一个妓女施用妖术和“魔术”诱惑了女孩。村民们迅速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也是巫婆作祟的现象：他们的牛奶和奶酪无缘无故地坏了。有一个女人来看过一家的牲口以后，牲口就生下了一个怪胎，等等。这一切，对于村民们来说，似乎毫无疑问巫婆作怪的结果。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便刮起了审判、绞刑和火刑的旋风，高峰时，被逮捕者达到了200人之多，最后19名无辜者被处绞刑，4人死于监狱中。面对“女巫”指控，当时的法官接受“幽灵似的证据”，也就是说“提出证词的证人并没有真正看见被告，而是看见很像被告的鬼魂在干一些活动，如烧房子、沉船等等”，凭这样的证词就可以定罪。当时人人自危，就连殖民当局的上层都处于危险之中。
被指控为“女巫”而被关押起来的人发现，她们陷进了一个怎么也说不清的境地，弄不好就会给莫名其妙地吊死。为了避免这个厄运，她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巫婆，并且揭发别的恶魔和别的巫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们弃暗投明，弃恶从善，甚至夫妻互相揭发，女儿检举父母。有人被揭发为巫婆的时候，家人纷纷表示“划清界线”，赞同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追捕女巫”事件，被传统地看成是集体狂热的事例。那时的舆论和当局不知道如何从自然方面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而只能寻求做出当时社会能够接受的解释，也就是超自然现象的解释。
塞勒姆事件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家玛丽马托西安所著《往日的毒害》一书中得到了阐明。书中指出：造成这种怪异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紫红色麦角菌”的食物中毒。“紫红色麦角菌”是寄生在黑麦上的一种微型毒蕈，毒性很大。来自黑麦的产品是塞勒姆地区居民有限食谱中的主要食品，当时人们食用的粗制黑麦粉被这种细菌感染，中毒主要表现是指甲脱落，指头和关节脱落，或者是痉挛。它使神经功能紊乱，使人产生错觉，幻觉，另外还有颤抖、抽搐和间接性的高烧。有40%的中毒者最终难以逃脱死亡。
四、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美国人民在参议员麦卡锡的领导下曾对假象的“共产党人”实行了歇斯底里的讨伐。这位参议员挥舞着并不存在的“赤色分子”名单，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批评他的人指控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使许多人名誉扫地。麦卡锡主义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电影大师卓别林、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等人，就都是麦卡锡及其同伙疯狂迫害的牺牲品。据估算，至少有800万美国人要经常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这段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忠诚宣誓的年代”。其间，大约有二千万美国公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告密者受到保护，列入秘密警察档案的人数与年俱增。“忠诚调查”的对象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学校里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这一天“炮打国务院”。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国务院里有205名共产党和间谍，并称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紧接着，美国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共产党活动的浪潮。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开始翻历史旧案，指责民主党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并将曾经担任驻华特使、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打成“叛徒”，并且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到了1953年末，这股怀疑一切之风兜了个大圈子，首倡进行“忠诚检查”的杜鲁门总统本人对国家的忠诚也受到了攻击。11月6日，共和党人、美国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指控杜鲁门本人有意识地庇护一个苏联间谍。
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医学、酒类、托幼和建筑类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连一本介绍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在美国工作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喷气推进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甚至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诺客死日内瓦。
五、对法制的反思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大规模的迫害、歇斯底里的发生是由于法制的不健全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1692年发生的塞勒姆事件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法庭证据的“严格认定原则”。在塞勒姆审巫案中，被告和证人的互相坦白、揭发、道听途说、逼供信都可以作为证据，这是塞勒姆审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法制论者认为，塞勒姆审巫案给了人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只有经过程序认定的，确切无疑的证据方能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团判断的依据。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必须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也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反辩的权利。
塞姆勒事件之后的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接受“法庭律师辩护的协助”。1938年制定的《联邦诉讼规则》中更是对证据开示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证言笔录（deposition）、质问书（interrogatory）、提示证物（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 things）、身心状况检查（physical and mental examination）和要求自认（request for admission）。至此，法制论者的理想似乎是完美了，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大众歇斯底里式的迫害行为可以永远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历史却证明了法制的完善与防止大众歇斯底里爆发似乎毫无关系。在《联邦诉讼规则》出现之后的1938年，美国发生了荒诞的“火星人入侵地球大恐慌”，随后发生了1944年的“马顿幽灵麻醉师事件”和1954年的“西雅图汽车挡风玻璃事件”。特别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 更是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人群故意暴力抗法的特征。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骚乱也存在明显的暴力抗法特征，在这次骚乱中有12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疯狂的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
法制并不能消除阶级对立和社会摩擦，所以法制的健全并不能有效防止大众歇斯底行为，也不能有效的制止恐慌与迫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当“恐慌”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时，陪审团的裁决往往使人们离真理越来越远，历史上哥白尼就是在一人一票的表决后被判决烧死。塞勒姆事件中的陪审团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理智。当“人群”发生恐慌时，由“人”组成的陪审团只能使恐慌造成的迫害进一步加剧。
六、对民主的反思
二战后的美国已经完全建立了所谓的民主体制，其中包括：三权独立、两党制大选、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司法公正。可是这些并没有防止1950年“麦卡锡主义”的出现。相反，美国政界的党派斗争却成了迫害人的温床。共和党人起初认为麦卡锡这个人是个祸害，党内成员避之犹恐不及，但当他们看到麦卡锡扛着反共大旗引得众人喝彩时，尤其是麦卡锡将矛头指向民主党，对执政党进行残酷无情和不顾后果的批评时，态度就变了。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他们暗中对麦卡锡的活动加以怂恿。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吹捧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美国的自由”，是共和党向民主党进攻的桥头堡。
七、对领袖的反思
“灾难是由个别领导人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观点极具普遍性，以至于美国清教徒法官约翰？霍桑（John Hathorne），因参与了1692年塞勒姆迫害“女巫”事件而声名狼藉。他的后代，著名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甚至不得不给家族的姓氏增添了一个字母“W”，以解除一位被害“女巫”的丈夫对霍桑姓氏的诅咒。美国50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行为也被推倒参议员麦卡锡一个人头上，以至于那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到今天还被称作“麦卡锡主义”。西方学者们在反思“麦卡锡主义”的时候，也往往流于对麦卡锡个人的批判和谩骂。
领袖人物固然要在承担一部分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具体研究“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的种种社会现象，就会发现“灾难是由个别领导人造成的”这一观点显得非常偏颇。事实上，共和党人自1928―1946年11月的18年间从未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那么为什么共和党人会在1946奇迹般的获胜呢？今天的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们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即“共和党人在国内到处宣扬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论”起了巨大的作用。可见“麦卡锡主义”在当时的美国政界有广泛的支持。1933―1953年的20年间共和党也从未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正是由于马卡锡主义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才在1953年当上了美国总统。两次选举的结果表明，麦卡锡主义无论是在美国的政界还是民间都有获得了广泛支持。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身为民主党人的总统杜鲁门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是他发布命令要对250万公务员进行新的安全审查。而这一举动成为直接成为“忠诚宣誓的年代”的开端。麦卡锡早在1954年便走下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却远未消失。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僵硬的敌视政策，从杜鲁门时代开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届美国政府谁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尼克松也是靠反共起的家。事实上，把罪责推到麦卡锡头上，这种做法保护了大多数政客，其中也包括曾经为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八、人群的素质
“灾难的发生是由于人民的素质差”，首先提出这个理论的是法国贵族勒邦（Gustave Le Bon，1895），他和大多数上层统治阶级成员一样，非常讨厌贫民阶层的人群。勒邦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集体迫害行为进行分析。他认为，心怀不满的人群很容易变成好斗的暴民，群众运动就是暴民政治。
勒邦坚信，“人”在群体中会受到“感染”，在人群中，个人的文明程度会下降。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许颇有教养，但是到了人群中，他就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变成了一个按照本能行动的生物。而人群一旦被卷入发了疯似的狂乱之中，他们就不能再进行理性思考。所以，勒邦建议政府对社会舆论进行监控，反对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大规模恐慌的流行和暴乱的发生，并且禁止一切民众集会，甚至连只有3个人的集会也不允许。
这种反民主的传统看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形形色色的理论家都认为社会运动吸引的是一些“具有某种个性缺陷的人”，参加“运动”能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用处，从而满足了他们在心理上的需要。
这种观点在解释“马顿幽灵麻醉师事件”（对不起，篇幅有限没有介绍这个案例）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观点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如果社会运动的存在仅仅是为解决心理上的不满足，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要参加这个运动，而不去加入那个运动？比如说，为什么参加三K党，而不参加解放黑奴的运动？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加入左派，而不加入右派？显然人们的选择是理性的，而并不是单纯的心理缺陷。第二，中世纪女巫狂、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事件的参与者并不完全是素质低的暴民，其中也包括基督徒和大法官，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受教育程度是相当高的。另外，麦卡锡主义流行地也并不仅仅是社会底层，而是美国高层政界。这说明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与迫害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九、社会紧张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梅尔瑟（Smelser， Neil J.），他在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论述方面非常有影响。他认为集体行为的发生有6个基本条件，如果这6个条件具备了，集体行为就不可避免。1.结构性助长2.结构性紧张3.概念化信仰4.催发因素5.行动动员6.社会控制机制。他论证说：集体行为实质上是人们在受到威胁或极度紧张等压力下，为改变他们的环境而进行的尝试。压力越大，集体作出的反应就越有组织。斯梅尔瑟的“结构性社会紧张”理论认为，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外部和内部。
以“麦卡锡主义”为例，当美国社会疯狂追查“赤色分子”的时候，正是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在国际上对于苏联和中国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抱有强烈的对抗和恐惧心理。这种“结构性紧张”直接导致了“揭发检举共产党人”“宣誓效忠国家”“焚书坑儒”等等一系列社会歇斯底里。也就是说，当一国受到外国的战争威胁、贸易禁运、经济制裁、策反分裂、干涉内政……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感到威胁、紧张、缺乏安全感，从而变得对内部成员的“不宽容”。“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也表现出同样特征，1954年12月，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这是麦卡锡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此时，朝鲜战争也结束了，美国和苏联相互展开了和平攻势，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这就意味着麦卡锡主义存在的现实意义已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可见，麦卡锡主义的猖獗与衰落的时间表与美国的外交压力完全吻合。
除了外来压力，“紧张”也可能来自于本国内部。一方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白热化。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下滑，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紧张理论认为，当人们感到受了剥夺、贫困、冲突、歧视、前途渺茫、不满情绪增长时，社会同样会陷入对内部成员的“不宽容”。最好的例子就是中世纪女巫狂与塞勒姆女巫事件，这两个案例中社会紧张来自于粮食歉收、自然灾害、怪病，等等原因。紧张理论强调，社会运动、集体迫害、大规模歇斯底里、骚乱等等现象的起因并不是心理状况。也就是说，不是“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本身有问题。
这种看法的可取之处是否定了勒邦的“暴民政治”理论。但是它也有严重不足。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每个人都曾经感到自己在某方面受到了剥夺，人群中总是有对立、歧视、前途渺茫和不满情绪存在，但是这些情绪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引发歇斯底里式的集体迫害。支持“紧张理论”的学者并不能预测骚乱何时会发生，就像地质学家明明知道地壳下面岩浆涌动，但却不能够预测地震一样。这种理论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循环：你怎么知道曾经存在着紧张？因为出现了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出现社会运动？因为存在着紧张。显然这种理论也不完美。
十、集体信念
提出这一理论的仍然是斯梅尔瑟。他认为，结构性紧张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集体行为。人们还必须对他们的处境形成某种集体信念。通过明确集体信念而达到对问题的共同看法，进而做出适当的反映。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有关女巫的神话，说女巫与魔王聚会、吃婴儿等等，这种可怕的神话起到的是丑化女巫的效果。通过丑化女巫，使人们形成了必须烧死女巫的集体信念，并且有效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集体信念理论很好地为印尼的种族主义仇杀提供了注释，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很难对集体信念进行量化，也无法证明，报有集体信念的人群一定会导致迫害。例如，大学里的舞会、宗教的复兴大会、滚石乐节等都存在大众歇斯底里特征，但是并没有迫害人的现象发生。
十一、冲突论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有两大派系，一个是“功能主义”，另一个是“冲突论”。让我们来看看冲突论是如何解释“欧洲中世纪女巫狂”的。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中世纪女巫狂的发生，起作用的有两个历史因素：1.在女巫狂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双方都把控告巫术，作为对异教徒或者有可能成为异教徒的人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2.当时欧洲正处在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动乱状态。
畏惧巫术的作用是分散那些生活悲惨的农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造成其困境的真正原因。搜捕女巫制度和烧死女巫制度，造成的主要后果是使穷人逐渐相信迫害他们的并非皇族和教皇，而是女巫和魔鬼：你的屋顶漏水了吗？你的母牛流产了吗？你的燕麦枯萎了吗？你的酒变酸了吗？你的头痛？你的孩子死了？物价上涨了？工钱降低了？职业不好找了？――这些都是因为女巫们作怪。教会和国家对人民的假想之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因此，女巫狂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把中世纪晚期出现的社会危机的责任从教会和国家转嫁到想象出来的化作人性的魔怪身上。它涣散了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斗志，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使他们彼此猜疑，邻里不和，人人自危，人人都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得不依靠统治阶级。
十二、资源动员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大众歇斯底里可以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思想狂热可以有效地组织人力；对少数人的迫害可以加强政权凝聚力；迫害可以集中社会财富，同时也可以使社会压力得到缓解。中世纪教会对女巫的迫害使政权得以稳定，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使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增，麦卡锡主义导致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文化大革命使新生的中共政权顶住了来自苏联的核战争威胁。
这种理论认为，大众歇斯底里和迫害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并且往往对促进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理论同样存在不足，它虽然可以解释中世纪女巫狂和麦卡锡主义，但是对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塞勒姆女巫事件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个理论带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该理论的提出者是万维天下论坛的钳工。嘿嘿，顺便贩卖点私货。
十三、结束语
这个贴子越写越长，到这里已经想停笔了。分析歇斯底里的理论还有很多，累了，不写了。可以发现，以上各种理论都有一定道理，却又都不完美。其中还有不少观点是对立的，其中有心理学观点，也有社会学观点；有民主观点，也有反民主观点。各种流派的思想针锋相对，看起来显得杂乱无章。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脉络。我认为，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它们的思想源头都是一个，那就是哲学。以上所有观点的辩论，最终都会汇聚成对哲学的辩论。
面对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及群体迫害现象，摆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提出暴民理论的法国贵族勒邦以及主张民主法制观点的学者们都是在“静态”下研究社会问题。而提出“紧张理论”的斯梅尔瑟（Smelser， Neil J.）和完美解释了中世纪女巫狂的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都是“冲突论”者。而冲突理论中最杰出最雄辩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所有的冲突论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认为――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们把冲突看成是正常的，而不是反常的过程，并认为任何社会的现状都蕴藏着萌发变迁的种子。马克思说，阶级冲突是引起社会变迁的原因，冲突使人们在相互作用中联系在一起。
从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世纪女巫狂事件、麦卡锡主义、洛杉矶骚乱、印尼骚乱、9.11事件中都蕴含着明显的阶级斗争因素。搜捕和烧死女巫的制度是国家内部上层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迫害。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则提醒我们，阶级斗争已经国际化。世界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对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在镇压共产党人时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与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其相似。他们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资产阶级主持迫害，而后者是无产阶级主持迫害而已。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不断重复着王朝交替？为什么每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暴力、歇斯底里、血腥和迫害？在人道主义思潮的泛滥的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逐渐从感情上投向美式民主的怀抱，他们希望通过三权分立、法制、纳税等等一系列“制约”达到社会稳定。他们期望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总统更迭的小规模内部“运动”，达到和平改朝换代的效果，从而避免暴力革命，达到国家形态上的“静态”。而且，他们希望通过税收政策抵制或消除阶级分化，避免“社会紧张”。
这种制约理论从哲学上来讲属于形而上学。它否定了唯物辩证法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的观点。鼓吹静止是绝对的，运动是相对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客观性。
我不得不承认，制约理论非常美好，非常有诱惑力，非常符合善良的人们的“人性”。但是这个理论存在致命的自相矛盾――它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不断发动战争？
战争，是社会学研究中最极端，最典型的集体迫害案例。士兵们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歇斯底里的轰炸城市，屠杀人群，破坏人类的劳动成果。美国自二战后从未停止对外战争的现实表明，对于“制约理论”的过分崇拜本身就可以导致大众歇斯底里。崇尚制约的美国，却在世界上失去了制约。
美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赞美民主、法制、税收如何消除“社会紧张”的同时，迎来了洛杉矶骚乱、人肉炸弹、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制约论”者以为新闻自由是舆论制约的先锋，但是今天的美国各大媒体，却在煽动新一轮的麦卡锡主义。那些曾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挺身而出，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名人，正在受到国内媒体的清算。他们被冠上了“不爱国”和“不是美国人”的标签。他们主演的影片、主持的节目和撰写的作品也正在受到抵制。
形而上学论者告诉我说：“只要实现了民主，就能消除改朝换代的血腥暴力革命”。但是，他们推销“静态”观点的手段却是用战争这种“绝对运动”的方式进行。美国总统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萨达姆政权如何如何邪恶，自豪的讲美国的反恐战争如何如何正义时，自己却不知不觉陷入了列宁主义思维。列宁说过：“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看看，这与小布什总统的讲演何其相像。
思考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更接近真理。看来，静止只不过是相对的，而运动才是绝对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自己就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者。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有意要干预历史。他们不甘于消极地被社会势力摆布，而是力求通过直接的行动来影响社会秩序。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暴力，按照冲突论观点，战争并不是社会反常现象，而是正常现象。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的那样：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都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暴力，正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按照“社会紧张论”的观点，人群永远也无法摆脱歇斯底里，永远也无法避免迫害的发生。
当今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们口口声声反思文革，但他们却不肯承认阶级斗争，不肯反思文革发生的深刻社会背景。于是，他们只好把一味地把责任推到领袖头上，不知不觉陷入了“反毛狂”的思想泥潭：外蒙独立是毛泽东的责任、东北国土丢失是毛泽东的责任、台独是毛泽东的责任、疆独是毛泽东的责任、打朝鲜战争也是劳民伤财神经过敏，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指责毛泽东的婚姻生活，传说毛泽东淫乱，腐化，整死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周恩来……更有一些艺术家们拍了象《活着》那样的电影――你的儿子被车撞死了？你的女儿哑巴了？你的孩子难产了？这些都是毛泽东在作怪……你没上大学？没分到两居室？物价上涨了？工钱降低了？职业不好找了？中国出贪官了？马路上有妓女了？中国大使馆被炸了？这些都怪毛泽东，谁让他是独裁专制的罪魁祸首呢……“反毛狂”们对社会灾难的假想之敌毛泽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毛泽东的家人亲属也终日在互联网上被臭骂，甚至连1970年才出生的毛新宇也难逃厄运。“反毛狂”们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与中世纪的“女巫狂”有何分别？完全是一种大众歇斯底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当今世界，不是资产阶级歇斯底里地迫害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歇斯底里地迫害资产阶级。小布什象丑化“女巫”那样丑化着萨达姆，右派们也用同样方法丑化着毛泽东。丑化，对大众歇斯底里的煽动功能直接被用于阶级斗争。世界是运动的，世界的主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永远是战争。美国不会停止对外战争，右派知识分子也不会停止反毛。人道主义者也不会停止对文革的哭诉。但是，人道主义者的哭诉永远无法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因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令反革命右派们魂飞魄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定会重演
60年前，一位令人尊敬的法国老人对路边哭泣的法国青年说道：“不要哭泣，只要你还会说法语，法国就不会灭亡！”10年前，美国学者面对美国公众大声喊到：’只要我们一天还有忧患美国就不会衰落！’1年前，没有来此，我还感到如此孤独。
我始终坚信中华民族的灿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