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若干年前读师范时,我的古代文选老师对我说,读书一定要读注,而且越是名家的注越要读。后来我知道《史记》“三注”和《文选》“李善注”是最好最好的注了。虽说,对这些书和这些注也没怎么认真看,毕竟读注是我读书的一门功课,而且一些好注也确实有趣,唐德刚译并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的注就是很有趣的注。
先来一点文抄公。胡适的口述自传说道,“那时我因为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唐德刚便在下面写道:“那时的公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八十美元……那时的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在在芜湖的一家报馆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还要养家糊口!”注意,作为适之先生的学生,唐德刚在这里用了一个“!”,便见唐德刚对此事此话的倾向。这一注不但澄清了一些原委,而且从唐德刚的一点点不恭的味道,看出了胡适先生有时的夸张——名人嘛,成名后大约都有一些夸张的成份,也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的“大任”。看来,适之先生也难免俗。紧接着,唐注便开始了发挥:“那时公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民牧牛儿,今日便可认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些话虽说少了点温良俭让,不过对于一个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大学教授职的人来说,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适之先生在美国的名气,这话还是需要许多勇气的。当然,这也跟胡适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的思想一肪相承。也就是说,没有容忍也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事实的”“自由的”表述。
继续来读注。当胡适晚年仍对杜威崇敬有加而且对中国学都有在训诂及校勘成果毕恭毕敬时,唐德刚写道,“只是吾人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觉得我们政学两界都害了过分依赖权威的毛病,如果权威没有进步,我们全民族就跟他们一道貌岸然落伍了。”众所周知,“五四”先贤们,哪一位不是以挑占权威的呢?陈独秀、李大钊于帝制中宣传马到成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鲁迅面对儒教深入民族骨髓时,毅然决然地揭露其“瞒”“骗”和“吃人”的本质;胡适所倡导的“八大主义则最大程度地推进了新文化动。“八大主义”被子陈独秀誉为“向古旧文坛”施放的“大炮”(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而当胡适终身摆事实不脱杜威的阴影时,唐德刚先生的注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样直言不讳的声音也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伟人,也有他们天生的某些缺陷。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但我们有许多时候,总爱将一些人定格为完人。
胡适的博士学位,一直是胡适传纪作家争论的话题,也是于今不了了之的话题——尽管都称其为胡博士。在胡适是否具有博士、是什么时候具有博士这一点上,唐德刚煞费苦心——这是一节少见的大约有三千字的注——唐德刚先讲了一些忍俊不禁的故事。譬如,唐德刚写道,巴结教授和主考官是研究生使然,而且一些大学教授也如当年马融一般,这些大学教授们绛帐之内佳丽如云,“他平时哪有细功夫读你的全文”,而且哪有亲自“给你耳提面命”的恩赐?待说到杜威与胡适师徒时,唐德刚说,杜威于中文一字不识,又加之其他几位大考官的七嘴八舌,于是“胡适论文他根本没翻过”,而且“好坏全不知情”。这还不打紧,唐德刚此后便写道“胡适得不得博士,管他屁事!”
于是,对于我们这些更不知情的人来说,适之是不是博士更不管我们的事。至少,在唐德刚那里,胡适在杜威手里是没有得到博士的。不过,胡适有没有这个博士的头衔也无关大碍了。胡适就是胡适。因为胡适说过并一直坚守——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ˋ异己ˊ的雅量,就不会承认ˋ异己ˊ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ˋ我的信念不会错ˊ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ˋ异己ˊ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因此,“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