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会我是来学习的，因为对“税”我几乎没有概念，在许多中国人中应该说很有代表性。缺乏对“税”的重视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部研究所贾康所长刚才讲到的“财政透明”问题。但是，没概念或者不重视不等于没问题，相反，是问题很大。因为“税”的问题事关我们每个人应得财产的分配，这个问题正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大问题。
最近我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可怕的立法倾斜——除了财产，还是财产》，说的就是我们国家面临这个问题，不管老百姓还是各个利益集团，大家都在围绕财产进行激烈的争夺，这是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现象。相应地，我们就看到第五次审议物权法时，把集体财产和私权又放在“平等保护”的位置上，昨天我这个文章置疑就是这个，我们知道，02年“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被历史性地写进宪法，才有所谓“物权法”，所以“物权法”保护的，首先就该是“私产”；国有财产那一块，完全可以搞一个“国有资产保护法”。现在把公权与私产两个混在一块，利益关系又变得错综复杂，因此我断定这个法律和电信法一样，结果又是迟迟推不出。
我们看到，从国资委强调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开始，国家就在无形中和老百姓争夺财产分配权，这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也涉及到腐败问题，很复杂。但这样就产生一个倾斜，首先是主导权、公权逐渐在向政府倾斜，我们国家政府主导的公共权力不是随着“政企分开”、等口号减少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仍然在不断加大。这是物质领域公与私的倾斜，而在物质分配领域争夺非常激烈的同时，我们还有另一种倾斜，那就是我们精神文明领域几乎被完全忽视，看看网上流行的都是什么，吸引眼球的又是什么？我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信仰已经失落。当然，面子上的东西谁都可以说，但平时影响网民最多的又是什么呢？是恶搞、暴力、裸体、性自由……
实际上今天我们谈的问题依然是物质领域的分配权问题，只不过“税”这个话题很接近老百姓，接近某种启蒙，所以显得很有意义。
举一个例子，王毅民最近在南方周末“方舟评论”发了一个文章，这文章我事先就看过，写得不错。文章说的是上海最近公开“教育帐本”的事，这是上海第二次公开教育帐本，社会上反响比较激烈，大家都夸它好，因为别的省市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撇开帐本是真是假、有没有水分、是否经得起审计不说，目前来讲能公布帐本就是好现象。账本中披露上海市人均公摊公共教育费用摊到每个学生上，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是十几倍，高的九千多，低的八百多，上海18个县区差距这么大，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也可以想像中国资源分配、贫富悬殊有多大。正好呢，媒体披露重庆的中学学费要增长，家长反映不公，学校反映经费不够，而重庆市政府却没有任何的教育帐本可以公示！这些费用从哪儿来？为何不够？这就涉及到今天的主题，因为教育经费都是由财政税收来支撑的。大家都关注重庆中学收费多少、该不该收，但其实没多少人会注意“税收透明度”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纳税人观念确实太淡，唤醒这种意识恐怕还需要时间。就我个人来讲，除了知道发工资前已被“合理合法扣除应缴纳的税”之外，从来没有多关注税的问题！当然，办公司就不一样了，刚才仲大军先生就谈到了这问题的麻烦，所以为了活得简单，我至今也没考虑办公司的问题。而办了公司的人除了想着少缴点税，也没有想过作为一个纳税人的权利问题。
反过来，我们再看，目前我们的税务部门却牛得很、肥得很，周围有好多税务部门的朋友，他们过得都很“潇洒”。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专做中美之间的贸易，做了多年后感慨说中国的税收真是混乱，弹性太大，税务人员和办企业的合谋形成的偷税漏税几乎无处不在。他说这就形成一个重大的隐患，就是政府随时可以对某一个企业开刀，不用别的理由，查他税就行了，正而八经按照国家税收法查税，一查一个准，这是我们国家的税收乱象。和公安部门抓坏人一样，税收也可以搞“严打”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艰难转轨，我们的法制建设还处于橡皮泥阶段。
税涉是“公民社会”的事情，目前中国确处于史无前例的转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混乱的事太多，不仅在立法上，我们现在有一堆法，第五次政协会议审计的法我们看到至少有六七个，最近通过正在修订加起来一堆法，法的背后是什么财产分割上严重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转轨的初期，必须从基础做起唤醒作为公民纳税人的意识。这一点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些经常写东西的人，纳税人这个概念就需要反复讲，我们只能做到的一点。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首先需要唤醒的，是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作为几千年的纳税人，我们的国民有的是义务意识，缴税纳皇粮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们现在交税时，要重点强调和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现在改革开放了，但权力意识却走向另一个阶段，强调权利，老百姓知道我有自由买卖的权利，我们有性自由的权利，走的是一个偏道；我们的经济学家首先强调的是我们要市场化，我们要不断地市场化，这方面也是走歪的途径。经济学家这么多年强调效率，把中国引到目前这个状况，主流经济学家受到一定的批评，就是因为有了效率了，但没了公平。什么都是政府引领、精英策划，而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人提及。中国的老百姓本身维权意识不行，没有人说我交了税我应该怎么样，从来是被动的，我的权益受到损害才出来被动地抗争一下，从来没有主动过问一下政府该如何。比如湖南最近一个农民把法院审判员炸死了，据说农民是受了莫大的冤枉才这样干，也就是说它的最后一点可怜的权利受到伤害时走极端。中国老百姓的“顺民意识”太强，“皇权意识”太重，我们的国歌中就写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顺民意识最生动的写照了。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有“平时不过问、遇事一味忍、逼急了走极端”的中国式的普遍国情。
所以，一句话，只有行动起来争取合法权利的公民，才会有兢兢业业践行自己义务的政府。唤醒纳税人的公民意识刻不容缓。
（本文系作者在“税与纳税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