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意义的追寻——读钱理群〈生命的沉湖〉

　　钱理群先生说，他的学术研究动因无非是“圆梦”、“还债”、“结缘”（《名作重读．序言》）。他说这句话，离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的“梦”、“债”、“缘”，都是沉重的，也是难以言说的。倒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让他的人生之路，既坎坷艰辛，又意义非同寻常，他以学术研究寻找一个道路来抚慰一种伤痛，这伤痛，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抑或是大众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读《周作人论》时的冥思和阵痛，“我（和）……我的同学、朋友辈都是‘同代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代人’，而是我们是在同一历史机遇下，同时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担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冥思和阵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一种思想的启发，按理说，这位被大家伙称为“老钱”的人，完全可以按照王乾坤先生说的那样“学问形而上一点，纯粹一点，”，不要在文学之外“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他能做得到吗？能做一个不关注普罗纯粹的学者吗？他做不到，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跑的猛士”，他在“人”与“文”的天平上，关注的还是生活在中国底层的阶层，“并且一发不可收”，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实的情况都是为人熟知的，但，众人已习惯了昏睡或者眯盹，像鲁迅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灭，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要久要闷死了……”，在我看来，这些习惯了昏睡的人，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待死”的状态，至少灵魂早已死去，唤醒他们也与事无补。不要说鲁迅时代，人麻木到了极点，就是当今世界，麻木者、昏睡者也不在少数，甚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老钱觉得唤醒昏睡者是很必要的事情，殊不知，即使他们醒了，也还是呆在铁屋子里，很难出来，他们会受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因此，每次读老钱的书，我很不“开心”，他书里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身边发生的事，与其几无不同，基本没有任何差别，可是在他的眼里，他的心里，变成了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想，老钱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他是痛之深，恨之切，他的文字没有粉饰，也缺少文学般的温情，有的是直达人的内心深处的爱与责，痛与梦。在他的每本著作都如此，这或许成了学术上的喃喃自语了。
　　他的新作《生命的沉湖》便是保持一以贯之的学术上的自语，他试图唤醒沉睡者的执着和坚定，其次，也充满了他生命中的悲与痛。为何叫“生命的沉湖”这样的书名，大概老钱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他也许“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这么多年来，学术和思想上的艰难跋涉，贵州、北京、鲁迅、北大等字眼，也是构成了他的精神和空间。五十年代“发配”在贵州，在一个清晨开始了鲁迅研究，七十年代末在北大一间小屋，退休后，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研究）到南京师大附中任教……他追求的道路，在说明他在追寻的是意义，可以说是形而上的生命意义，也可以说形而下的生存意义，但，时常是“无路可走”或者遇到“无物之阵”——无法抗争，也难以挣脱，只能拼命地挣扎，老钱的年龄也接近王瑶先生说的“垂死挣扎”的阶段，人到了这个年龄，也算是能洞彻人生和社会了吧。
　　可以这样说，读《生命的沉湖》是我从没有遇到过的沉痛。在“后记”《本应归全家所有》中，我流泪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够出四卷本的《文集》，为已经过去的六十年的生命、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这在我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纪念。还要感激几位老朋友的帮助。此刻，我特别怀念我的家人——长眠于地下的父亲母亲，大姐、大姐夫，大哥、三哥，二姐与二姐夫；仍然健在的大嫂，三嫂，四哥、四嫂，三姐、三姐夫，五哥、五嫂。作为“小弟”，六十年来，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厚爱，这永恒的亲情注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帮助我度过一个个人生难关………”
　　在书中，可以窥见他的心痛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短文：（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寄来的书法作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老钱说：“正是我这几年的心情”这或许也是一种“寂寞的悲哀”，虽然是寂寞的，却也为更多的了解、理解。
　　长途跋涉者，是善于思考的人，沿途上，总会遇到挫折。他看到的是“风景”，也许也是“幻景”，他能从虚幻的景色中，找到一种力量。《生命的沉湖》是一种沉痛的真实的力量，真实往往让人窒息，喘不过气来，《1999年总结》一文中，他说“我的一些观点、我的工作，触犯了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出来和我出来论战，就只有借助政治之力，以济自己思想之穷了”。其实，江湖历来如此，用农村的话说，打不过人逃跑之前也“抓”一把，占点便宜。但，对于一些所谓的利益集团来说，却是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点都不光明磊落，龌龊至极。老钱却在打击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态度。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呢？我照抄如下：
　　今年（1999）4月8月，北大有人两次出面禁止我在全校学生中作公开的学术讲演，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写信向校长报告了此事，居然不作任何回答。
　　接着有人打报告，控告我在“大一国文”教材选了“汉奸周作人”两篇写于五四时期的散文，选了“汉奸的老婆”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逃亡分子”北岛的一首诗，试图“毒害”青年。
　　 ——《生命的沉湖》190页
　　看这些打小报告的理由，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样的“诬陷”何须辩解，何须给北大校长写信，即使写信了，何须答复。他们保持的统一的口径，也不“方便”答复啊。
　　这本书，是我2006年读到的最好的书，因为里面讲的全是真话，全是我们老百姓爱听的话。当然，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会一部分人极不痛快，甚至怀恨在心。既然是“沉湖”之作，也不用去管那些龌龊的人与事了。
　　我1998年去北京去拜访钱理群先生，八年过去了，这几年，国内外都不宁静，老钱的内心的寂寞与悲哀，我深知，但无能为力，说是话，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我所听到的关于老钱的“困境”的消息，几乎全部来自于“民间”，文学研究界都知道老钱“出事”了，“倒霉”，究竟出了什么事？倒了什么霉？全不知晓。一看文章，原来如此，一笑了之。